快要走近家門時，我已經在解掉大衣的鈕扣，回家後我脫掉大衣立即伏案寫作。我是多麼想：往者已逝，一切從新開始，為革命事業振奮精神，努力寫作，奪回無奈何損失的光陰。
1957年春節，全家團聚，過得很快樂。我利用春節期間，完成了一部20萬字的小說《不幸的遭遇》，寄給人民出版社。接著機關幹部學校開學，又是忙忙碌碌起來，那時找39歲，正是精力充沛為黨為國出力的好時光。我非常珍惜這個好時光，上課、看書、寫作，擠滿了我的生活日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舞著我。
一個蓬勃的生機出現於全國；真正是春天來了！每個人都可以敞開胸懷，知無不言，每個人更感到黨偉大。我興奮的心情凝成了激動的詩情，我寫出了許多詩篇寄給報刊雜誌發表。
1957年的春天，真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春天！和煦的春風，溫暖的陽光，萬物都在茁長，萬民都在歌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向全校教師職工傳達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要求大家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精神幫助黨整風。
傳達完畢，照例是小組討論。全校沸沸揚揚，大家敞開肺腑，暢談所見所聞所思，發言極為熱烈，充分顯示了每個人對共產黨的赤誠愛戴，真正達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要求。寧波市副市長翁心惠在市府小會議室召集了文化人士的座談會，參加者搶著發言，副市長聚精會神地記錄著大家的發言，並不時地點頭稱好。記得我的發言第一句話是：”如果沒有黨的英明領導，我今天不可能坐在這裏講話，我早已變成幽靈了。胡風是不是反革命，讓曆史去評定，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而我坐了一年牢，終於搞清楚了。反正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當然不是，將來也決不是反革命。誰是反革命？時間老人會作公正的結論。決不是由誰說了算數。”
這次座談會以後，我接連參加了各種各樣的會議。我隻知道誠心誠意地幫助黨指出當時存在的各種問題，幫助黨整好風，以求得我們人民共和國繁榮昌盛，全國人民生活幸福。
在1957年春夏之交那段時間內，我在各種會議大鳴大放中的發言，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反對不分國情、不分氣候條件，什麼都學習蘇聯。我說學習蘇聯應該取長補短，不可媚，也不能迷；二是說農民生活並沒有富裕，而是相當貪窮；三是新聞報道千篇一律，沒有特色；四是不懂專業知識的人，怎麼能夠到專業性很強的單位擔任領導？領導者應當鑽研業務。
萬萬想不到這幾條論點，卻變成了“毒草”！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6月10日，《人民日報》
又發表社論《工人說話了》，我對自己嘀咕：“收了！不敢了！”我又覺得自己說的話，都是從黨的利益出發，總不會再陷入泥坑吧。但是，風向確實是變了。
我意想不到我們的國家又開始了一個災難時期，人心惶惶不安。那時候，暑假已經結束，正在籌備開學工作，早晨我走進辦公室，便看見我的坐椅對麵的牆上貼著一張白紙，上麵寫著很大的八個毛筆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不知道為何要貼這幾個字給我看？難道我又一次犯了什麼“胡風案件”那樣的滔天大罪了嗎？
等我坐在椅子裏，辦公室外麵就聽到喊聲：大家出來看大字報！”
原來在院子周圍已經張貼了不少大字報。對麵語文組辦公室裏的老師們攤開了大報紙提筆寫著什麼，院子裏的布告欄前麵，也有不少老師在看著剛貼出的大宇報，氣氛異常嚴肅。原來那些大字報都是反駁我的大鳴大放的言論，大家起來鏟除我這株“大毒草”。
後來，周圍的同事友人都不理睬我了，相見時連笑臉也沒有，我再也聽不到“同誌”、“老師”的稱呼了。前幾天還在一起談笑的友人，今天卻滿臉冰霜；有的人竟然扭轉頭同我擦身而過。我一下子變成了“人民之敵”。我下班回家，見到門口上用粉筆寫著“打倒右派分子反革命”。我開始覺得事態的嚴重，報紙上也刊登了“痛斥”我的文章，我從街邊牆上貼著的報紙上閱讀所謂“批判文”，但每次讀畢，我並不感到有什麼“幫助”，對於那些不實之詞也不感冒火，因為我很坦然，我隻是莞爾笑之；這天下真妙，我們這亞洲大陸之上，無聊文痞何其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