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適眼中塵土的北京、齷齪的北京
胡適愛北京。陳衡哲在1927年底給胡適的一封信裏說：“在我們這些朋友當中，你可以算是最愛北京的一個人了。”當時，陳衡哲跟任鴻雋搬到了北京，胡適卻從美國回來以後就住在了上海。胡適這樣跟他們捉迷藏，她調侃胡適說，一定是因為他不願意跟他們住在“你的‘最文明的北京城’”裏。我們不知道胡適是什麼時候開始愛上北京的。剛回國的時候，他在《歸國雜感》裏痛斥了北京、上海的髒亂：“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裏和窮人家裏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個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在新近發現的《嚐試集》第二編的初稿本裏，有胡適1918年6月7日所寫的一篇序。他在這篇自序中，仍然說到北京的“塵土”與“齷齪”：“自從我去年秋間來北京--塵土的北京，齷齪的北京--居然也會做了一些詩。”
胡適在1917年回國，到北京大學去任教的時候，北京究竟是什麼樣子，除了在《歸國雜感》裏說它髒亂以外，胡適並沒有作進一步的描述。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杜威及其夫人在1919年訪問中國的時候，從美國人的觀點，倒是留下了一些寶貴的分析。杜威夫婦的觀感，毫無疑問，是以美國社會當時的物質條件的標準來衡量北京的。然而，其可貴的地方正在此處。因為它給了我們一個外來的、中國後來要花一個世紀的時光來追趕的標準來盱衡當時落後的中國。杜威到了北京以後，這樣描述北京的房子：
所有北京的房子就像我們［美國］的柴房，直接就蓋在地上。房子裏地上的石板跟底下的土地隻有幾英寸之隔。一下大雨，院子裏就積滿了水。接下來，那院子就可以泥濘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那濕氣沿著房子裏的牆腳往上滲透，可以沿著牆壁往上爬伸到兩英尺之高。我們昨天去拜訪一個中國朋友。他的家就是處於那種狀態之下，可是他仿佛視若無睹，怡然自得。他如果想在自己家裏洗個澡，他就得付水夫雙倍的價錢。可是，在忙完了煮水、打水的工作，洗了個澡以後，他還得找人一桶一桶地把用過的洗澡水拿出去處理掉。
我們不知道杜威夫婦去拜訪的是不是胡適的家。然而，可以想象的，當時胡適住在南池子緞庫後胡同8號的房子也不會例外，這是胡適在1918年為了接江冬秀到北京來住而租下來的。這幢四合院究竟有十七間還是十八間，胡適並沒有一致的說法。他對江冬秀說：“我已租了一所新屋，預備五六日內搬進去住。這屋有九間正房，五間偏房（作廚房及仆婢住房），兩間套房。離大學也不遠（與江朝宗［注：江冬秀家鄉江村的名人，1917年間曾任代國務總理］住宅相隔一巷）。房租每月二十元。”他在搬進去以後給母親的信裏說：“我已於［三月］卅日搬入新寓居住。此屋很好，入校既便，出城也便。”
北京的沙塵是有名的。這點，連最愛北京的胡適也承認。比如說，他在1921年夏天接受商務印書館的邀約，到上海去做評鑒的工作。在上海的時候，他住在汪惕予那仿如“結廬在人境”的“蜷廬”。“蜷廬”在斜橋路1號，占地十畝。胡適形容“蜷廬”的主人“鑿池造山，栽花種竹”，“雨住了，園子變成小湖了；水中都是園亭倒影，又一個新蜷廬了！”主人寂寞的時候，“把寂寞寄在古琴的弦子上”。9月7日，回北京以前，他寫了一首詩：《臨行贈蜷廬主人》。這首詩的最後四句是：“多謝主人，我去了！兩天之後，滿身又是北京的塵土了！”但是，夏天是北京的雨季。杜威在7月的一個下午親眼目睹以後，把那景象描述給他的子女看：
這裏現在是雨季，我恐怕沒有為你們描寫出其中的萬分之一。昨天下午，我們終於見識到了。屋前的這條馬路，在我們這側，成了一條一英尺半深的急流。青年會所在的那條馬路，從馬路一側的屋牆到另一側的屋牆，圍成了一個湖泊。當然，水並不深，不到六英寸。然而，那條馬路比紐約的百老彙（Broadway）要寬得多多了，所以很是壯觀。北京有著深可站人的下水道，已有幾百年曆史，但還是應付不了那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