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裏有大街小巷，巷子裏發生的故事叫做巷事。
鄉村隻有村路，我把村路發生的些許往事姑且叫做“路事”。
鄉村的路事沒有城裏的巷事那麼精彩，但也有它帶著鄉土氣息的特點和魅力。
剛懂事那會兒，我最愛聽門外村路上響起小鼓的“撲通、撲通”聲，那是“貨郎擔”特有的信號。挑貨擔的並不一定是“郎”，大多是老人和中年婦女。他們年老體弱，不像青、壯年那樣身強力壯可以幹重體力活，所以才選擇了這種營生，挑起貨擔，走村串戶，送貨上門，掙點蠅頭小利貼補家用。貨郎擔裏無非是一些農家常用的生活小用品，諸如針、線、剪刀、發夾、手帕、毛巾、鍋、碗、勺、盆之類，因為更重大的生活用品，比如糧、油、糖、煙、布、肉、蛋甚至肥皂等等，都是憑政府發的各種票到公家店鋪去買的。每人每種各有限量，買完就沒了。能夠吸引孩童的，自然不是這些東西，而是擔子裏的一些小玩具。這類玩具品種不多，但在那個生活異常簡樸的年代，卻也極具誘惑力。我小時候玩過的兩三樣小玩具——一個小撥浪鼓、一麵小銅鑼、幾個玻璃珠，都是疼愛我的曾祖母掏錢從貨郎擔給我買來的。除了這些玩具，小夥伴們都還惦記上了其中一樣既便宜又實惠的貨物——用紅紅綠綠的紙包成的一小包爆米花。這種爆米花每包隻有桃子大小，所以賣得也不貴，隻要三分錢、因此，一般人都買得起，每包裏麵除了爆米花，還裝著一小片有半個指甲大小、用薄鐵皮壓成的小玩藝，如豬、馬、牛、羊等“十二生肖”，刀、槍、劍、戟等兵器，鍋、勺、盤等用品……買來後除了品嚐，還可以積攢其中的鐵片。也因為有了這種爆米花，當年還流行一種小遊戲——砸鐵片。兩三個小夥伴聚在一起，隨便找一個有石頭的地方，台階也好，院子也好，樹下也好，隻要能放下一個鐵片就行。一個人在石頭上放好鐵片後，另一個人手持鐵片砸下，假如能把那鐵片砸飛了，就算贏到手，接著再來第二次；假如一下砸不準或者沒砸飛，那就得換個角色，砸別人者該自覺地把鐵片在石頭上放好，讓別人來砸。隨著這個遊戲的流行，爆米花自然也暢銷了幾年。那幾年裏，每次聽到貨郎鼓在村路響起，我都會急匆匆地跑出去，像迎接貴賓一樣把他迎進院子，再把曾祖母從屋裏拖出來，好歹都要買上兩三包。
我也愛聽的，還有村路上傳來的有節奏的“叮當”聲，那是一種用小鐵錘在鐵片上敲打出的清脆音響。這是賣“麥芽糖”的小販專用的信號。說是“賣”，其實更多的是“換”，雞毛可以換，鴨毛可以換，雞內盒（專指胃壁上那層膜）也可以換，還有牙膏皮、玻璃瓶、廢鐵等等。農戶家裏，隔三差五總有這些東西。我家也不例外。由於農家孩子從小過的都是苦日子，大人幾乎不會花錢給孩子買零食，大多數人家就把這些東西交給孩子處置，讓孩子自己去賣點零花錢或者換點“麥芽糖”之類解饞。於是，我也像那些小夥伴一樣，有了這些東西，都當寶貝般珍藏著。等到村路上響起“叮當”聲時，會興高采烈地跑去把挑著擔子的小販叫進門，然後精打細算地進行交換，這種交換一般都要進行七八次的討價還價。小販先是估量一下貨物，然後拿起鐵片和小錘子，“當”地一聲先敲下一小片麥芽糖，小主人自然嫌少不幹；小販會故作猶豫片刻，才“當”地一聲又敲下一小塊，小主人還是搖搖頭；小販察言觀色後，再“當”地一聲又敲一小塊，見小主人仍然搖頭，小販隻好很不情願地繼續敲下去，直到雙方都認可才結束。久而久之，我的家鄉竟然創造了一個很生動形象的比喻——嘲諷哪個人做事談話不夠幹脆利落，就說他像“換麥芽糖”一樣。
另外，還有一種聲音也很吸引人，那是用調羹（也叫湯匙），在瓷碗裏敲出一串急促清脆的“噹噹”聲，那是挑著魚丸擔子的小販發出的專用信號。這種信號固然吸引人，但不受用。鄉下人家沒那麼多錢給孩子買這麼貴的食物享用。我的曾祖母盡管非常疼愛我這個長孫，並且在南洋做生意的叔公（她的親兒子）時不時也會寄些錢回來孝敬她，每年也隻能讓我如願以償兩三次而已。因此，每每聽到這個信號，對我和小夥伴們來講卻是一種精神折磨。試想想，饞蟲都被勾出來了，口水都快流出來了，又隻能幹忍著，那是怎樣的無奈與難過呀！
除了專用信號，村路上每天還會響起各種叫賣聲，比如賣豆腐、賣光餅、賣海蠣餅、賣蝦米……這些都直呼其名，賣什麼就大聲地吆喝什麼，老遠就聽得見，隻要聽到叫賣聲後出門招呼一下，需要的東西馬上就會送進家門，擺上飯桌。當然，這些都需要錢。而當年農家普遍缺少的正是錢，所以盡管很方便，大多數時候我們也是隻能聽見聲音而見不到實物的。
村路上發生的往事遠不止這些，還有婚喪喜慶，迎來送往……村路，連著農家的日常生活；路事，也就是農家生活中少不了的大、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