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裏有大街小巷,巷子裏發生的故事叫做巷事。
鄉村隻有村路,我把村路發生的些許往事姑且叫做“路事”。
鄉村的路事沒有城裏的巷事那麼精彩,但也有它帶著鄉土氣息的特點和魅力。
剛懂事那會兒,我最愛聽門外村路上響起小鼓的“撲通、撲通”聲,那是“貨郎擔”特有的信號。挑貨擔的並不一定是“郎”,大多是老人和中年婦女。他們年老體弱,不像青、壯年那樣身強力壯可以幹重體力活,所以才選擇了這種營生,挑起貨擔,走村串戶,送貨上門,掙點蠅頭小利貼補家用。貨郎擔裏無非是一些農家常用的生活小用品,諸如針、線、剪刀、發夾、手帕、毛巾、鍋、碗、勺、盆之類,因為更重大的生活用品,比如糧、油、糖、煙、布、肉、蛋甚至肥皂等等,都是憑政府發的各種票到公家店鋪去買的。每人每種各有限量,買完就沒了。能夠吸引孩童的,自然不是這些東西,而是擔子裏的一些小玩具。這類玩具品種不多,但在那個生活異常簡樸的年代,卻也極具誘惑力。我小時候玩過的兩三樣小玩具——一個小撥浪鼓、一麵小銅鑼、幾個玻璃珠,都是疼愛我的曾祖母掏錢從貨郎擔給我買來的。除了這些玩具,小夥伴們都還惦記上了其中一樣既便宜又實惠的貨物——用紅紅綠綠的紙包成的一小包爆米花。這種爆米花每包隻有桃子大小,所以賣得也不貴,隻要三分錢、因此,一般人都買得起,每包裏麵除了爆米花,還裝著一小片有半個指甲大小、用薄鐵皮壓成的小玩藝,如豬、馬、牛、羊等“十二生肖”,刀、槍、劍、戟等兵器,鍋、勺、盤等用品……買來後除了品嚐,還可以積攢其中的鐵片。也因為有了這種爆米花,當年還流行一種小遊戲——砸鐵片。兩三個小夥伴聚在一起,隨便找一個有石頭的地方,台階也好,院子也好,樹下也好,隻要能放下一個鐵片就行。一個人在石頭上放好鐵片後,另一個人手持鐵片砸下,假如能把那鐵片砸飛了,就算贏到手,接著再來第二次;假如一下砸不準或者沒砸飛,那就得換個角色,砸別人者該自覺地把鐵片在石頭上放好,讓別人來砸。隨著這個遊戲的流行,爆米花自然也暢銷了幾年。那幾年裏,每次聽到貨郎鼓在村路響起,我都會急匆匆地跑出去,像迎接貴賓一樣把他迎進院子,再把曾祖母從屋裏拖出來,好歹都要買上兩三包。
我也愛聽的,還有村路上傳來的有節奏的“叮當”聲,那是一種用小鐵錘在鐵片上敲打出的清脆音響。這是賣“麥芽糖”的小販專用的信號。說是“賣”,其實更多的是“換”,雞毛可以換,鴨毛可以換,雞內盒(專指胃壁上那層膜)也可以換,還有牙膏皮、玻璃瓶、廢鐵等等。農戶家裏,隔三差五總有這些東西。我家也不例外。由於農家孩子從小過的都是苦日子,大人幾乎不會花錢給孩子買零食,大多數人家就把這些東西交給孩子處置,讓孩子自己去賣點零花錢或者換點“麥芽糖”之類解饞。於是,我也像那些小夥伴一樣,有了這些東西,都當寶貝般珍藏著。等到村路上響起“叮當”聲時,會興高采烈地跑去把挑著擔子的小販叫進門,然後精打細算地進行交換,這種交換一般都要進行七八次的討價還價。小販先是估量一下貨物,然後拿起鐵片和小錘子,“當”地一聲先敲下一小片麥芽糖,小主人自然嫌少不幹;小販會故作猶豫片刻,才“當”地一聲又敲下一小塊,小主人還是搖搖頭;小販察言觀色後,再“當”地一聲又敲一小塊,見小主人仍然搖頭,小販隻好很不情願地繼續敲下去,直到雙方都認可才結束。久而久之,我的家鄉竟然創造了一個很生動形象的比喻——嘲諷哪個人做事談話不夠幹脆利落,就說他像“換麥芽糖”一樣。
另外,還有一種聲音也很吸引人,那是用調羹(也叫湯匙),在瓷碗裏敲出一串急促清脆的“噹噹”聲,那是挑著魚丸擔子的小販發出的專用信號。這種信號固然吸引人,但不受用。鄉下人家沒那麼多錢給孩子買這麼貴的食物享用。我的曾祖母盡管非常疼愛我這個長孫,並且在南洋做生意的叔公(她的親兒子)時不時也會寄些錢回來孝敬她,每年也隻能讓我如願以償兩三次而已。因此,每每聽到這個信號,對我和小夥伴們來講卻是一種精神折磨。試想想,饞蟲都被勾出來了,口水都快流出來了,又隻能幹忍著,那是怎樣的無奈與難過呀!
除了專用信號,村路上每天還會響起各種叫賣聲,比如賣豆腐、賣光餅、賣海蠣餅、賣蝦米……這些都直呼其名,賣什麼就大聲地吆喝什麼,老遠就聽得見,隻要聽到叫賣聲後出門招呼一下,需要的東西馬上就會送進家門,擺上飯桌。當然,這些都需要錢。而當年農家普遍缺少的正是錢,所以盡管很方便,大多數時候我們也是隻能聽見聲音而見不到實物的。
村路上發生的往事遠不止這些,還有婚喪喜慶,迎來送往……村路,連著農家的日常生活;路事,也就是農家生活中少不了的大、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