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了巴拿馬後打車到了賓館。那時，巴拿馬還處於曼紐爾·諾列加的絕對控製之下。盡管巴拿馬名義上是美國的盟友和“和平夥伴”，實際上卻是潛伏的恐怖分子、洗錢者、毒品走私者和國際通緝犯的避難所。我們住進巴拿馬城的萬豪酒店——這個大廳可能是諾列加老爹在整個拉丁美洲各種隱蔽交易的老窩。
我們在酒店休息了幾天。那些所謂的“高層們”卻在那裏費勁兒地琢磨怎麼處理有關“阿嘎斯·塔拉”行動的紐約時報泄密事件。
1980年代早期，洪都拉斯（Honduras）的波多·倫皮拉（Puerto Lempira）是一處有500位居民的棲息地，另外還有半數的雞禽。倫皮拉是洪都拉斯的金融中心，這個小鎮名字有些許願望的考慮。這種硬金屬貨幣是洪都拉斯東部的稀有品種。
這個小鎮棲息於拉瓜納·卡拉塔卡斯卡（Laguna de Caratacasca）的一連串濕地之上，是莫斯基托海岸（Mosquito，蚊子之意）一條寬闊的淺灘。倫皮拉的居民靠從加勒比海（Caribbean）捕魚和穿梭於土路上的皮包骨的瘦牛增加收入。這個地方唯一明顯的地方是一處小的迪廳，100公裏之內唯一的燈光之所。一台500瓦10馬力的發電機砰砰作響所生產的電照亮著周六晚上火熱的舞池。
倫皮拉，是洪都蘭（Honduran）省的省會，嘎拉西斯·迪奧斯（Gracias a Dios）行署，南麵與科科河（Coco River）和尼加拉瓜（Nicaragua）相鄰，成為洪都拉斯的東部重鎮。這裏也是洪都蘭省唯一不與洪都拉斯其他各省陸路相連的地方。倫皮拉唯一的陸地通道是向西南蜿蜒通往薩爾瓦多（El Salvador）邊境的奧薩比拉（Ausabila）鎮的一條土路。倫皮拉與向西200多英裏的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爾巴（Tegucigalpa）並無道路相連。
倫皮拉同洪都拉斯其他地區的分離是極端的。莫斯基托海岸幾乎整個為低矮的紅樹林所覆蓋向東南延伸至嘎拉西斯·迪奧斯海角。在這裏，幾乎每件事物、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離不開船。在城鎮的郊區有一個土飛機場，但是在1980年代早期飛機的降臨還是轟動性事件。靠近機場有一座雙層煤渣結構建築，畫著粉藍和白色——這個國家的代表色。這座沒有門窗的建築是洪都蘭武裝部和政府所在地。
令人遺憾的是，1982年，與世無爭的倫皮拉將要變成一處戰略要地。
兩年前，尼加拉瓜革命取得勝利。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控製的反對派推翻了美國支持的獨裁者——安納斯塔西歐·撒默薩（Anastasio Samosa）。撒默薩被推翻並流放後，土地被瓜分，銀行國有化，教育衛生事業有所進步。但是，尼加拉瓜人民迎來了另一位獨裁者。
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人丹尼爾·奧特加（Daniel Ortega），為了迅速鞏固統治，監禁反對者及前聯盟者，建立起一個正統的社會主義國家。平民權利被剝奪，選舉權被無視。古巴支持著這一派係，當然還有俄羅斯的武器支持和顧問。這個日益激進的政權受到支持薩爾瓦多左派激進分子的指控。對此，奧特加並沒有否認。
在華盛頓看來，多米諾骨牌效應開始出現，而古巴正是幕後推手。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總統如坐針氈。在這個半球上，一個古巴已經夠裏根大叔頭疼了。
隨著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高壓政策的加強，持不同政見者開始拿起武器反抗。有的反對者來自舊政體的軍人，有的來自寡頭政體的內部，但是更多的是認為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竊取了勝利果實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為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巡邏隊所驅逐，大部分反對者向北逃竄，穿過科科河，進入洪都拉斯。在1981年，他們的人數還很少，幾乎沒有任何裝備，更沒有高層指揮者，純粹是一群烏合之眾。
不久，事情發生了變化。
這些被稱為反革命的派係力量，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集結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投身於推翻奧特加統治事業的力量。這股力量也成為美國持續對抗這一“邪惡帝國”、發動雇傭戰爭的尖兵。美國中央情報局需要一個遠離公眾視線的地方來武裝和訓練這支雇傭軍。這個地方便是洪都拉斯東部的嘎拉西斯·迪奧斯行署。
一天下午，在利特爾克裏克（Little Creek，小溪地）基地，弗蘭克（Frank）和我正在去手槍射擊靶場的路上，麥克·伯頓（Mike Boynton）從行動中心辦公室向我們招手。
“頭想見你們。”他說。
在我們開始穿過大廳走向上司辦公室的時候，他問：“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他的意思是接種疫苗，我們都清楚這意味著長途跋涉——通常是痢疾盛行的某個國度。
我們敲開了喬恩·華萊士（Jon Wallace）的門。在這位長官的桌子上鋪開著的是一張洪都拉斯莫斯基托海的航海圖，還有兩張一個長碼頭角上的寒酸村莊的照片。那是我第一眼看到波多·倫皮拉。
他並沒有多說，隻是告訴我們這裏將舉行一次美洪兩棲作戰演習，目的是向尼加拉瓜人表明態度，行動代號“阿嘎斯·塔拉”（Agas Tara）。美國打算派出海軍陸戰隊或者其他任何洪都拉斯軍能配合的部隊，登陸尼加拉瓜—洪都拉斯邊境線上的嘎拉西斯·迪奧斯海角。弗蘭克和我將要陪同這位高級長官對這一地區做初步偵察，並選擇幾個可能的登陸點。
“有關這一地區的一手資料是旅遊手冊之類的，地圖隻是個擺設。”他說。
我看了一眼航海圖的底端，數據來源於1856年的海軍勘測，而且還附有一小段提醒：“嘎拉西斯·迪奧斯海角位於地圖所指示位置以東約15海裏（28公裏），航海者在靠近這一海岸時應極其小心。”主要地標的位置竟然存在15海裏（28公裏）的誤差。
如果我們僅僅是去那裏，畫畫地圖，對我們而言確實有點大材小用了。我看了一下衛星圖片，這一地區周圍植被繁茂，沼澤、叢林、紅樹林，各種植被縱橫交錯。
我們第5突擊排剛剛從為期一月的叢林訓練中回來，而訓練地點是波多黎各（Puerto Rico）的伊斯拉（Isla Pi?eros）和比耶克斯（Vieques）島。我更願意相信，我們已經被選中執行這次任務，因為我們專門進行了叢林訓練。實際上，弗蘭克和我早已被選中了。
我們可能第二天就出發，搭乘商業航班飛往巴拿馬（Panama），入住酒店待命。我們會換上便裝並且不會攜帶任何泄露我們美國海軍軍官身份的東西。一旦任務啟動，我們會到運河區的霍華德（Howard）空軍基地報到，搭乘空軍C-130運輸機，插入目的地。一旦進入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海軍軍艦可能會接待我們。我們會被盡可能小心地運往偵察區，偵察後製定出詳細的登陸建議。掌權者可能會從我們的建議地點中選擇一個登陸點，然後派遣一支規模更大些的小隊進一步偵察，包括製定出詳細的海岸登陸地圖。這是經典的戰前偵察行動，如幽靈一般神不知鬼不覺。
無論是不是上司，我們不會告訴任何人我們要去哪裏，我們要做什麼。為了嚴格保密，在我們去巴拿馬阿瑪多爾堡（Fort Amador）的路上才宣讀命令和臨時附加責任。直到這時才讀到行動細則。而我們的一舉一動都遵循“必須去其他地方時方可離開且必須有去有回”的原則，穿戴體麵，允許攜帶隱蔽武器。我們必須換上平民服裝，不許攜帶任何官員護照。
弗蘭克和我回到我們的營房，打包行李，並到醫務室拿了點痢疾藥。那天晚上我吃了藥，然後便狂瀉不止。那是我一生中經曆的最嚴重痢疾。可能我應該將其視為一種預兆。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諾福克（Norfolk）國際機場搭乘航班飛往邁阿密（Miami）。我們在邁阿密轉機飛往巴拿馬城。在去機場的路上，我停下來買了份報紙——《紐約時報》。有一條軍事公理：知道的人越多，行動越容易出錯。盡管我們換上了平民服裝，盡管我們故意迂回曲折，我們的任務還是上了報紙的頭版頭條。
“美軍在尼加拉瓜邊境展開兩棲作戰行動。”
甚至連代號都出現在了文章中。我將報紙遞給了喬恩·華萊士。他一臉茫然地讀完了它。有人向《紐約時報》泄密，他們掌握了一切。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參與被媒體曝光的行動。我們上了飛機，祈求一切安好！
我們到了巴拿馬後打車到了賓館。那時，巴拿馬還處於曼紐爾·諾列加（Manuel Noriega）的絕對控製之下。盡管巴拿馬名義上是美國的盟友和“和平夥伴”，實際上卻是潛伏的恐怖分子、洗錢者、毒品走私者和國際通緝犯的避難所。我們住進巴拿馬城的萬豪酒店（El Marriot）——這個大廳可能是諾列加老爹在整個拉丁美洲各種隱蔽交易的老窩。
我們在酒店休息了幾天。那些所謂的“高層們”卻在那裏費勁兒地琢磨怎麼處理有關“阿嘎斯·塔拉”行動的《紐約時報》泄密事件。
我們到健身房、遊泳池閑逛。萬豪酒店的酒吧正如沃倫·澤方（Warren Zevon）歌中所唱的，肩並肩的可可因牛仔、上千美元一夜的應召女郎、軍火商、美國禁毒署的臥底、間諜、黑社會性質的銀行家和勢力龐大的巴拿馬武裝毒販。擁擠的人群痛飲著羅尼酒，狂歡至深夜。有人問我來巴拿馬做什麼的時候，我就說我為一家遊艇運送企業工作。我在等一艘雙桅帆船，載我過運河，到了巴拿馬城以後我再溯河而上，到達聖地亞哥海岸。這是我常用的一個借口，屢試不爽。這恰好解釋了我為何無所事事，為何皮膚黝黑，為何我帶了得體的雨具……
其實，酒店酒吧裏的人往往各懷鬼胎。
最後的決定是我們按計劃行事。淩晨4點，我們坐車來到霍華德空軍基地，搭乘C-130向北直飛洪都拉斯。計劃發生了變化，“盡可能小心”現在變成了直飛波多·倫皮拉。我們仍然著便裝，但是現在兩棲登陸已經不再是秘密，我們也省掉了午夜傘降的麻煩。
在倫皮拉機場我們見到了一位美國中央情報局準軍官。他穿著伊佐德（Izod）衫，虎紋迷彩褲，脖子上掛著一把烏茲衝鋒槍，開著保險栓，隨時準備開火。
後來，我們沒人記得他提過自己的名字。我們坐車穿過“鎮子”，來到波多·倫皮拉碼頭。我們搭乘一艘洪都拉斯海軍艦船，那是一艘二戰剩下的“麥克船”，一艘登陸艇，活像《最長的一天》中的艦船，年久失修，鏽跡斑斑，看上去就像在諾曼底使用過。
我們穿過海灣，放下坡道，舵手將弗蘭克和高級長官華萊士放在了這個海峽口南岸的海灘上，將“烏茲”先生和我放在了北岸。
這片海灘十分寬闊，沙灘極其柔軟。我懷疑，裝甲戰車甚至是六輪機車都無法通過。天下著雨，一片灰蒙蒙，盡管水麵平靜但我還是注意到海灘上有浮木殘骸。最近，這裏的風浪很大。對於兩棲登陸來說，大浪是個不利因素。
在我們走回接應點的時候，我問“烏茲”先生這裏還有沒有其他美國人？
他說就我們三人。
他說，兩天前，他從特古西加爾巴飛來。波多·倫皮拉以南10英裏（16公裏）的地方有處專門為“流離人員”準備的難民營，他們在那裏度日。當他被告知去機場接我們的時候，他正在難民營。我猜，那些“流離人員”正是尼加拉瓜叛軍，但我沒說什麼。
我們回到了麥克船上。高級長官和弗蘭克在海峽另一邊觀察到的情況跟我們差不多。我提了一下海灘上的碎木殘骸。漲潮時，河口和海灣入口處會變得汙濁不堪。盡管當我們觀察時水麵看起來很平靜，海灣湧流也是個不利因素。
從這片海灘外圍登陸可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這裏有灘頭出入口，但是僅僅通往紅樹林和不好逾越的沼澤。如在這裏登陸，最好的選擇是在這個鹹水湖內部。
我們的麥克船嘎嘎地叫著，以大約7節（13公裏/時）的速度駛回了海灣。在我們穿越海灣的時候雨越下越大，我吃過的痢疾藥再次發作，大部分時間我都趴在船舷上吐。
我們在波多·倫皮拉以東3英裏（4.8公裏）的地方，發現了一個安靜的有1英裏（1.6公裏）寬的小灣。海灘出口是一條伐木道，並且海灘兩翼為紅樹林所覆蓋，還有幾條緩慢流淌的小河。這裏的地形非常適合登陸。盡管它不在登陸艦的掩護視線範圍之內，一支兩棲空中編隊和攻擊直升機完全可以控製這片海灣的通路。喬恩·華萊士認為這可能正是我們要尋找的那片海灘。
“我們需要讓卡車穿過海灘。”烏茲先生說。
高級長官認為這不成問題。這片沙灘不像之前看過的那片，是硬沙路。
弗蘭克看了我一眼。我們猜，卡車可能是將要運送那些“流離人員”。這片登陸海灘在波多·倫皮拉視野之外並且遠離海岸艦船視線，私密性強。海灘出口與通往倫皮拉邊境的道路相連接。另外，這個登陸點是通往薩爾瓦多的完美後門，能夠服務於那些“流離人員”。
我們的中央情報局朋友非常滿意，我們也為他高興。
我們嘎嘎地回到波多·倫皮拉，跟烏茲先生道別。我們搭乘C-130返回，5個小時後，我回到了萬豪酒店的酒吧，與一位荷蘭女招待神侃，告訴她我是怎麼得到遊艇運送公司的工作的。第二天，我們飛回了弗吉尼亞海灘。
接下來的兩周平安無事。但在這個特殊的部隊裏，一切都發生得很突然。
第5突擊排正在為另一場訓練部署做準備，這次去弗吉尼亞州中部的“希爾堡”訓練營進行為期三周的空對地訓練，學習指引空中打擊，指揮炮火。我們正在裝卡車，喬恩·華萊士將我和弗蘭克叫到了他的辦公室。
“你倆當中有一個人得回洪都拉斯。”他說。
“什麼時候？”弗蘭克問。
“‘阿嘎斯·塔拉’行動下周啟動，”喬恩·華萊士說，“需要派一支小隊去執行登錄前偵察並準備海灘登陸地圖。在兩棲戰艦離開波多黎各後，你們需要海上舟降，以便與他們會合。
“按照計劃，我們明天早上去“希爾堡”訓練營。”弗蘭克說。空海炮火聯絡是我們訓練任務的關鍵部分，會被算入我們的戰備狀態檢查，為期三周。
“查克或者你，一個帶隊去“希爾堡”訓練營。另外一個去執行目標偵察任務。”高級長官說。
“這次派遣多少人去？”我問。
“不超過5人。” 喬恩·華萊士說。
“5人去執行登陸前偵察和勘測？”我驚訝地說。正常情況下，這是16人的整個突擊排的活，有時需要2個突擊排。
“這不是我的問題，”這位長官說，“立即執行任務。”
談話結束，弗蘭克和我離開。
弗蘭克是我有幸合作過的最好的戰友之一。
“你去吧。”他說。
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次派遣任務是人人希望得到的，包括我在內的幾個軍官都希望得到這份任務，不會輕易移交給下屬。
我說：“弗蘭克，你是我的上司，你應該去。”不是我不想得到這份任務。
“這涉及舟降，並向登陸部隊指揮官——兩棲空中中隊的海軍準將做簡報……”我說。
我繼續說：“5人執行登陸前偵察有些困難，更不用說，我的法語還湊合，西班牙語仍然停留在點杯啤酒和罵人的水平。”
“我認為，你能處理好。”弗蘭克說。
我很榮幸，但那確實是一個挑戰。
弗蘭克有他自己的處事原則和邏輯。他說偵察可能更有趣，但他的工作是準備小隊的調動部署。我們需要空中打擊訓練，那意味著小隊去“希爾堡”訓練營。他說，突擊排由他指揮，分遣小隊由助理指揮官（你）指揮。就這麼定了。在我與弗蘭克共事的整個時間裏，弗蘭克一直應用這一邏輯，而我一次次得到機會。這樣的經驗，我沒有忘過。後來，在我擔任指揮官後，我也一直遵循這一弗蘭克準則。
“你僅有4個同伴，加上你自己。”走過突擊小隊營區的時候他說，“你需要一個空中行動達人、一個製圖師和一個機械師。”
“戴夫（Dave）、蒂姆（Tim）、斯坦（Stan）和布巴（Bubba）。”我說。
“告訴他們從卡車上卸下他們的裝備。”弗蘭克說。
整個晚上，我們都在準備“橡皮鴨”——一種F-470佐迪克（Zodiac）突擊橡皮艇，可以在海上傘降。實際上，我們準備了兩個。在海豹突擊隊有一種說法：“一等於零，二等於一。”這種充氣橡皮艇是這次任務成敗的關鍵。如果在傘降的過程中它自燃了，或者說降落傘沒有打開，我們還有一個備用。
我上網下載了地圖、圖表和衛星圖片。我到行動中心，核實了下每個人的命令，並向兩棲空中中隊發代碼信息，推薦舟降的時間和地點。舟降地點的經緯度位於加勒比海中部，牙買加（Jamaica）以南約200英裏（322公裏）處。這一熱帶中央渺無人煙。這樣一來，我們的舟降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進行。
我為這次行動挑選的兄弟都很可靠。戴夫擅長進攻，並且是一位很好的製圖師。二等海軍士官斯坦是一位出色的舵手和跳傘長，並且可以幫助戴夫完成海灘製圖。蒂姆是這個小隊的主心骨，擅長空中行動，他是我們空中行動的頭，前海軍跳傘隊成員，主要負責建造橡皮鴨。布巴，一個來自田納西州（Tennessee）的無所畏懼的山民，他像魚一樣豪飲，像虎一樣戰鬥，他也是一位機械師。布巴好像永遠是三等兵。他是一個好兵，後來的戰鬥證明，他像戴夫一樣鎮定自若。我知道，我可以信賴他，即使用口香糖和排線製造的小艇，他也能讓它跑起來。
造好橡皮艇之後，我才給兄弟們下達命令，才第一次告訴他們我們要去洪都拉斯。沒有人皺眉頭。我們進入“隔離狀態”，意味著在我們上飛機之前都不能離開隊區。這是任務部署的標準行動程序。弗蘭克和第5突擊排的其他成員已經悄悄地去了“希爾堡”訓練營。那天晚上，我在營房內看著電影《烈血焚城》（Breaker Morant），喝了點啤酒。
我們的第一次洪都拉斯偵察計劃被泄露——超出了我的職責範圍，但是我希望這次行動能夠保密。
C-141的尾坡道放下，後門打開。在陰冷黑暗的機艙中待了幾小時後，熱烈的熱帶陽光突然進來，頓覺眼前一黑。在一個雨雪交加的夜晚，我們離開諾福克，整裝出發，帶著那兩個“橡皮鴨”，向南直飛大海中的集合地點。現在一股熱風湧入機艙。
飛機位於集合點上空1 500英尺（457米）的高度，飛行員能看到我們的軍艦——“費爾法克斯·康提號”（Fairfax County），一艘登陸艦。我彎腰向下看，“費爾法克斯·康提號”出現在左翼之下。C-141盤旋了一個大圈，尋找合適的位置。
我們抓著固定拉線，綠燈變亮，小的阻力傘猛地拉開，橡皮鴨離開了坡道，我們緊隨其後，縱身跳入噴氣式飛機巨大的噴氣衝擊波中，橡皮鴨之上巨大的貨物傘打開。強製開傘拉繩打開我們的降落傘，我們操縱著降落傘向橡皮鴨可能著陸的地方飄去。
當我們飄向水麵的時候，我們穿上了腳蹼。在100英尺（30米）的高度，我們拉開了降落傘裝備的胸帶，進入風中，準備登陸水上。盡管我們並不熟悉正在使用的這種T-10型號降落傘，但我們都降落在了橡皮艇周圍50英尺（15米）的範圍內。
C-141放下了另外一艘裝載著其他設備的橡皮艇。在我們離開飛機約40分鍾後，我們拉著橡皮艇登上了“費爾法克斯·康提號”的甲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