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種人既暫時結為了一體，而隱然與官場相抗，在言論與思想上，它的力量便甚大了，在省會地方，竟自可以左右人眾。不過他們自己還不甚明白，而官場中之有見解，有頭腦的，卻很明白了，並預感到時代潮流之不可抵抗，也想到自己前途的安危，也觀察出清政之日趨末途，便想聯合上列的三種人，從這亂流中間，調停出一條中和的道路：政治可以改良，俊傑可以登進，社會可以得其平，而絕不蹈入代謝之際的危險。
總而言之，這般改革派是取的溫和步驟，造反革命等要流血的激烈手段，不但不敢，就是偶一想反，也大不以為然的。不過這種人都沒有實現其主張的力量。
那時，也有走極端的很激烈的革命黨，他們說：“中國事情，要是還在滿洲人的手上，那是絕對沒有真正弄好的可能。你們看，清廷的施設，那一件不是假的，不是欺騙漢人，而隻求有益於他們親貴的？奕劻、那桐隻知弄錢的老賊，至今踞住中樞，不說了，並且還借維新為名，把以前滿漢平分的政府，一律改用了一般載字輩溥字輩一事不知的青年渾蛋，十一部中，僅僅三部是漢大臣。而所行所為，又隻知道弄錢，唱京調，親熱外國人。至於一般疆吏，更不必說了，有幾個不是虐民以逞的酷吏？不是貪保祿位，阻礙新政的渾蟲？憲法哩，是欽定的，並且還要預備七年；自治哩，是官辦的，並且還要開所講習。卻不知瓜分之禍，已迫眉睫，列強環伺，誰不是視眈眈而欲逐逐？我們要救亡圖存，隻有一途：就是革命！革清廷的命！隻要把清廷推翻，我們就立刻得救了！富強了！”
不過革命黨總還占不著勢力。因為社會秩序未亂，生活方式未變，大家本是有路可走的，誰甘願把自己所有的毫不顧惜，打個稀爛，另造一個新的呢？不過對於革命黨人表同情的，比以前漸漸多了；便是民族觀念，也漸漸普遍，無論如何，滿洲親貴是不該久踞要津，而殘虐漢人，隻知尋樂賣國的。因此，鐵路回收國有之議一興，縱就沒有查帳之說，而一般知識份子，便已朦朧的被慫動了：“一定的國有其名，而出賣其實……日暮途窮的滿洲親貴同漢奸們，那能做出啥子好事，就是好事，也給他們弄壞了！”所以，一經湖南諮議局電詢，便勃然而興，聯合起來：議員，學紳，在籍的京官，鐵路公司的關係人，都仗著紳氣正旺，姑且起來爭一爭。卻好，又值趙爾豐尚未由打箭爐動身，正是王人文護理時節，王人文雖是貴州省籍，然而生於四川，是四川米糧喂大的，也可以說是四川人，平時既與四川紳士接近，而性情又根本忠厚平易，思想也比較維新。於是經人一吹，便憑著有出奏之權，認為清廷這種辦法，來得太專，既蔑視有關係的封疆大臣，又蔑視預備立憲時代的人民，便一麵反對盛宣懷的政策，一麵駁複盛宣懷、端方所擬的辦法，一麵就放任紳士去幹，並代為出奏。紳士們的氣勢就百倍了，都相信隻要官紳能夠合作，大家絕無危險，而清廷定有所顧忌，縱不根本取消國有，多少總可以讓點步。在董事想來：至少可以不說查帳的話了。
思想的中樞既已如此動作起來，一般的視聽，當然要不安了，何況更有報紙的鼓吹。所以不到一個半月，第一，成都各茶鋪中，便已把鐵路事件，做成了重要談資；第二，各縣路款股東紛紛進省之後，把成都的情形與報紙，各各寫寄回縣中，而各縣的士紳又大抵視成都士紳為轉移，於是也動作起來。據老年人說，就是從前鬧李短褡褡、藍大順時，也無如此普遍的騷動，鬧紅燈教與餘蠻子時，更無論已，那時世道隻管不好，人心卻是安定的。因此，有經驗的老年人便斷定了四川一定要大亂，但是如何的亂法，亂到怎麼樣子，卻說不出，想來總是殺人如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