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產生寫《汪精衛》這部小說的念頭，始於三十八年前。
一九五五年，我在《資江農民報》當記者。三月初，在邵陽縣誌木鄉采訪中，有天晚上十點左右，在鄉政府偶然見到了快板書《汪精衛是個大漢奸》的手抄本。這顯然是抗戰時期的演唱資料。我顧不得打聽它的作者和保存者是誰，就饒有興致地閱讀起來。近三百行快板，文筆並不怎樣，但概括了汪精衛從投敵到死於日本的全過程。快板攪亂了我的睡眠。一九四五年初夏，參加雪峰山會戰的一支日寇部隊，從隆回途經我們洞口赴黔陽時，沿途奸淫擄掠，殺人放火，把我家賴以為生的兩頭各百餘斤的肥豬宰掉帶走，母親號啕痛哭和伯父被鬼子打成重傷的淒慘情景，曆曆在目，使我無法入睡。不知是受到哪一根腦神經的支配，突然想到要寫汪精衛叛國投敵的長篇小說。
我有這份能耐嗎？盡管我當時是新聞記者，但畢竟是個隻進了六年學校，初涉世事的青年，一棵牆上的蘆葦。實在是自不量力。
人是要有信念的。在人類發展史上，信念始終是促人迎難前進的動力。我想到當過學徒、碼頭工、麵包師傅，因自學而成為無產階級文學奠基者的高爾基。我雖不肖，但願意學；也懂得蜜蜂為了釀造一公斤蜂蜜，需要采集五萬朵花的道理，願以此自勉。我暗暗為自己立了座右銘：寫作這部小說之前，應當是精通這段曆史的史學家；一旦動筆，應當是能夠用生動的文藝筆觸，再現這段曆史的文學家。我默默地朝著這個目標，邁出艱難的步伐。在緊張的工作之餘，幾乎把一分鍾劈成幾瓣用。我一邊想方設法，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曆史資料，進行分類整理，一邊在自學大學中文係、新聞係課程的同時，閱讀了各種版本的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抗日戰爭史、中華民國史、中日關係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閱讀中國的、外國的、現代的、古典的、各個流派的小說代表作，並練筆寫小說和散文。
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積累，認識的提高，視野的擴展，進一步懂得中國的貧困和落後，是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總根源，而近現代累遭侵略，又使中國在貧困和落後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也就越發被動挨打這一道理。如果能夠把這部小說寫出來，在某種程度上，藉以激勵我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同心協力使祖國繁榮富強，不再受人欺淩侵奪，確有其重要意義。寫作的目的更明確，戰勝困難的信心更足了，不論是在《資江農民報》當記者，還是一九五六年後在《共產黨員》雜誌社當編輯，不管工作怎麼忙，即使晚上少睡眠兩三個小時，自學、寫作和搜集整理資料，絕不能停止。經過六年的努力，搜集了近二百萬字的曆史資料，發表了小說散文和民間文學作品三十餘萬字。雖然寫得不理想，但在文學創作上邁出了第一步。我想，這樣堅持下去，再有十年積累，就可以寫計劃中的題材。
但是，世間的事情往往有悖人意。一九六二年，我因在“反右傾”中受到錯誤處理，下放到一個國管農場工作。從此，寫作和搜集資料基本上中斷。但寫作這部小說的信念沒有泯滅，學習沒有放鬆。在農場十六年，我兩次通讀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反複閱讀從長沙帶去的有關抗日戰爭的書籍，讀了當時能夠借到或買到的文學和哲學著作，仍在默默地準備著。三十多年來，不論人生旅途上的順與逆，總覺得有個激奮的聲音在呼喚著我。若不寫出這部著作，就無法對得起為了維護祖國領土完整、民族尊嚴而出生入死、浴血奮戰的那段悲壯的曆史，也無法結束我的生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給人們帶來了明媚的春天。一九七九年春，我與一批五十年代在寫作上嶄露頭角，而又受到這樣那樣挫折的中年人一道，同時被前湖南省出版局局長胡真同誌指名調來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編輯。這為我完成多年的夙願開辟了廣闊的天地。從此，我才真正開始廣泛搜集資料和縝密思考寫作計劃。如果《汪精衛》能夠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占有一點地位，首先應歸功於偉大的黨的三中全會，首先應感謝胡真同誌。這裏順便說一句，湖南的出版事業能夠出現八十年代的黃金時代，與胡真同誌的慧眼識珠，一批中年骨幹編輯歸隊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