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安
1942年，在西班牙內戰後岑寂而壓抑的文壇上，出現了一部篇幅不大、標題也不醒目的中篇小說：《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一家》。但是，人們在閱讀之後，卻不禁為作者的膽量暗暗吃驚。
小說以回憶錄的形式寫出，前後還加了重抄者（即發現和整理這部回憶錄手稿的人）的說明，以期造成“真實效果”；其實，故事並不複雜：回憶錄的作者即小說主人公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是西班牙一個鄉村小鎮的青年，他善良、淳樸，對未來滿懷憧憬。但不幸的是，他的家是一個貧困、愚昧、落後的家庭。父親年輕時是個走私犯，被判過刑，坐過牢，出獄後，意誌消沉，終日狂喝濫飲，任意打罵妻兒，借以發泄。家人對他十分厭惡，但懾於他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他狂犬病發作，家人積聚在心頭的怨恨終於有了宣泄的機會：他們用暴力將他關進壁櫥，把他活活折磨死了。母親是個目不識丁的村婦，既愚昧無知，生性又剽悍粗野。麵對丈夫的淩辱，她毫不示弱，總是以牙還牙，棍棒相迎。她對子女冷酷無情，從未施過母愛。她的小兒子智能低下，肢體殘缺，是她與人私通的產物。當她的情夫狠踢這個小可憐蟲時，她竟放聲大笑，毫無憐憫之心。帕斯庫亞爾從小也受到父母的虐待，享受不到人間的溫暖。他一生坎坷，命運多舛：好不容易結婚成家，可外出度蜜月時，他和妻子同騎的一頭母馬受了驚，導致婚前受孕的妻子小產。帕斯庫亞爾在盛怒之下用刀捅死了母馬。後來，他的妹妹和妻子遭到流氓埃斯蒂勞侮辱，他氣憤已極，便與之決鬥，將他活活踩死。帕斯庫亞爾於是被判處二十八年徒刑。服刑期間，他表現良好，滿心希望重新做人，後被減刑為三年，期滿釋放。誰知出獄後，他因不堪忍受惡毒的母親的騷擾，終於用柴刀將這個給家人帶來許多不幸和屈辱的潑婦殺死，從而受到法律的嚴厲製裁，被處以絞刑。
這部小說的作者就是198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當時，他年僅26歲，隻發表過一本詩集，題名為《踏著白日猶豫的光芒》(1935)，在西班牙文壇可以說是無名小卒。
可是，就是這位小青年的這樣一本薄薄的小書，卻在西班牙鬧出了一場軒然大波！文學界反響巨大，一時間好評如潮，一致認為此書一掃內戰後西班牙文壇沉悶而蕭條的空氣。西班牙著名文學評論家貢薩洛·索貝哈諾認為：“《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一家》的問世，一舉證明了西班牙小說界蘊藏著巨大的新的活力，為複蘇和重建西班牙現代小說奠下了第一塊基石，同時也從根本上扭轉了40年代西班牙讀書界隻注重外國翻譯小說的興趣。”貢薩洛·索貝哈諾：《當代西班牙小說》(1975)，第33頁。而且，塞拉在這部中篇裏表現的自然主義傾向，還被一些文學評論家稱為“可怕主義”或“可怕現實主義”。這是因為，小說中除了有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殘忍行為描寫之外，還有意扭曲人物的形象，有時甚至把人的行為和動物的行為等同起來，造成一種厭惡感，從而深化讀者對這種行為的厭惡，進而憎恨形成這類行為的社會誘因。有的評論家指出，就美學意義和敘事藝術而言，《帕斯庫亞爾·杜阿爾特一家》一書也是對傳統的有力挑戰和成功背叛：它徹底變更了讀者一味接受、敘述者無所不知、故事情節按部就班地發展、小說結構四平八穩等陳舊程式，為西班牙新小說的拓展開了風氣之先。
當時，西班牙法西斯勢力已奪取政權，正受到其禦用文人的一片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肉麻吹捧和瘋狂鼓噪，塞拉居然創作出這樣一部揭露人間黑暗，喚起社會控訴的小說，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然而，該書也立即遭到官方和教會的強烈指責，後來還被查禁。其實，原因也很簡單：這部作品表現了戰後西班牙人民的幻滅和絕望，而它要告訴西班牙人民的是，西班牙社會內部沉積著一種愚昧落後的文化，這樣的社會隻會窒息人性，是造成現實罪惡和冤冤相報的衝突的真正禍根，而毫無人性的法西斯政權連同它那嚴密控製的書刊檢查，更是扼殺人性乃至新生命的絞刑架和劊子手。
事情鬧得天翻地覆，人們自然會把好奇的目光轉向膽大包天的青年作家身上。人們這才搞清，這個年輕人全名為卡米洛·何塞·塞拉·特魯洛克(Camilo José Cela Trulock)，1916年5月11日出生於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亞地區拉科魯尼亞省帕德隆市伊裏亞——弗拉維亞縣，父親是西班牙人，母親兼有英國和意大利血統。
九歲時，塞拉隨全家移居馬德裏。進入大學後，曾攻讀法律、醫學、哲學和文學。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塞拉中途輟學，離開馬德裏，參加佛朗哥的軍隊，當了一名士兵，糊裏糊塗地替法西斯賣命。然而，血腥的無意義的殺戮和人性的扭曲強烈地震撼了他，使他醒悟。1939年內戰結束後，他開始反省那場戰爭，認識戰後的現實和人生。塞拉退役回到馬德裏後，為謀生計，曾當過小公務員、畫匠、電影演員、鬥牛士，甚至柔道教練。廣泛豐富的閱曆為塞拉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厚實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