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吉爾曼於一九○二年辭掉他已作了廿五年的校長，在那個典禮上，吉爾曼講演，他說：約翰斯·霍普金斯給我們錢辦大學，可是沒有告訴我們大學的一個定義。我們要把創見的研究，作為大學的基礎。這時，後來任美國總統，也是那個大學的第一班學生威爾遜站起來說：“你是美國第一個大學的創始者，你發現真理、提倡研究，不但是在我們學校有成績，給世界大學也有影響。你創始了這師生合作的精神，你是偉大的。”同時，以前曾被邀請參加創辦大學意見的哈佛大學校長艾利阿特發表談話，他說：“你創立了研究院的大學，並且堅決的提高了全國各大學的學術研究，甚至連我們的哈佛研究院也受了你的影響，不得不用全體力量來發展研究。我要強調指出，大學在你領導之下是大成功，是提倡科學研究的創始，希望發現一點新知識，由此更引起新知識，這年輕的大學，有最多的成績。我最後公開承認你的大學政策整個範圍是對的。”
（1947年10月10日在天津六科學團體聯合年會上的講演。原載1947年10月11日《世界日報》，收入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胡適教育文選》（柳芳主編）等）
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
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最普遍的死症，醫書上還沒有名字，我姑且叫他做“沒有胃口”。無論什麼好東西，到了我們嘴裏，舌頭一舔，剛覺有味，才吞下肚去，就要作嘔了。胃口不好，什麼美味都隻能“淺嚐而止”，終不能下咽，所以我們天天皺起眉頭，做出苦樣子來，說：沒有好東西吃！這個病症，看上去很平常，其實是死症。
前些年，大家都承認中國需要科學；然而科學還沒有進口，早就聽見一班妄人高唱“科學破產”了；不久又聽見一班妄人高唱“打倒科學”了。前些年，大家又都承認中國需要民主憲政；然而憲政還沒有入門，國會隻召集過一個，早就聽見一班“學者”高唱“議會政治破產”、“民主憲政是資本主義的副產物”了。
更奇怪的是今日大家對於教育的不信任。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常聽見人說這類的話：“普魯士戰勝法蘭西，不在戰場上而在小學校裏。”“英國的國旗從日出處飄到日入處，其原因要在英國學堂的足球場上去尋找。”那時的中國人真迷信教育的萬能！山東有一個乞丐武訓，他終身討飯，積下錢來就去辦小學堂；他開了好幾個小學堂，當時全國人都知道“義丐武訓”的大名。這件故事，最可以表示那個時代的人對於教育的狂熱。民國初元，範源濂等人極力提倡師範教育，他們的見解雖然太偏重“普及”而忽略了“提高”的方麵，然而他們還是向來迷信教育救國的一派的代表。民國六年以後，蔡元培等人注意大學教育，他們的弊病恰和前一派相反，他們用全力去做“提高”的事業，卻又忽略了教育“普及”的方麵。但無論如何，範、蔡諸人都還絕對信仰教育是救國的唯一路子。民八至民九，杜威博士在中國各地講演新教育的原理與方法，也很引起了全國人的注意。那時閻錫山在娘子關內也正在計劃山西的普及教育，太原的種種補充小學師資的速成訓練班正在極熱烈的猛進時期，當時到太原遊覽參觀的人都不能不深刻的感覺山西的一班領袖對於普及教育的狂熱。
曾幾何時，全國人對於教育好像忽然都冷淡了！漸漸的有人厭惡教育了，漸漸的有人高喊“教育破產”了。
從狂熱的迷信教育，變到冷淡的懷疑教育，這裏麵當然有許多複雜的原因。第一是教育界自己毀壞他們在國中的信用：自從民八雙十節以後北京教育界抬出了“索薪”的大旗來替代了“造新文化”的運動，甚至於不恤教員罷課至一年以上以求達到索薪的目的，從此以後，我們真不能怪國人瞧不起教育界了。第二是這十年來教育的政治化，使教育變空虛了；往往學校所認為最不滿意的人，可以不讀書，不做學問，而僅僅靠著活動的能力取得祿位與權力；學校本身又因為政治的不安定，時時發生令人厭惡的風潮。第三，這十幾年來（直到最近時期），教育行政的當局無力管理教育，就使私立中學與大學盡量的營業化；往往失業的大學生與留學生，不用什麼圖書儀器的設備，就可以掛起中學或大學的招牌來招收學生；野雞學校越多，教育的信用當然越低落了。第四，這十幾年來，所謂高等教育的機關，添設太快了，國內人才實在不夠分配，所以大學地位與程度都降低了，這也是教育招人輕視的一個原因。第五，粗製濫造的畢業生驟然增多了，而社會上的事業不能有同樣速度的發展，政府機關又不肯充分采用考試任官的方法，於是“粥少僧多”的現象就成為今日的嚴重問題，做父兄的，擔負了十多年的教育費，眼見子弟拿著文憑尋不到飯碗，當然要埋怨教育本身的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