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宋美齡委托英國人端納來西安斡旋，端納曾先後擔任過張學良和蔣介石的顧問，這是宋美齡所以派他來與張學良麵談，並了解蔣介石被押情況的動因。端納聽了張學良的主張，表示讚同，當晚二人與蔣氏見麵，端納勸說蔣氏，要其接受張的主張。之後端納往返於西安與洛陽之間，向蔣介石轉達了宋美齡的意見，由蔣介石先向南京下達停戰的命令。17日蔣介石寫了一封給何應欽的手令，由蔣鼎文送往南京。戰爭暫時停止下來。
12月17日，由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西安參入與蔣介石的談判。周恩來經與張楊二人多次談話，爭取到他們的同意：逼蔣抗日，釋放蔣介石，這樣對全國的抗日形勢更為有利。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齡、端納、蔣鼎文、戴笠來到西安，參加談判。這時蔣介石提出兩個原則，一、由宋氏兄妹代他談判；二、商定的條件，由他回到南京後分條逐步執行，不在西安簽字，也不公布或對外有什麼表示。張學良和楊虎城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同意了蔣氏的原則。談判經過23、24日兩天，談妥六點，即所謂六項“諾言”：一、改組國民政府，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及一切政治犯；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改變外交政策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六、其他具體各項，如將國軍入陝部隊調出潼關，西北各省軍政由張、楊負責等。這六項諾言，最終卻隻有所謂的“人格擔保”，而沒有一個手續。張學良卻認為蔣介石既已答應六項條件，自然不會說了不算，就貿然同意釋放蔣介石，並決定自己親自陪蔣去南京，以表示自己對蔣不含個人恩怨。楊虎城極力勸阻無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經洛陽回到南京。
12月27日，蔣介石拋出了他偽造的《對張楊的訓詞》一文，以此來挽回他在西安的麵子。第二天，毛澤東主席發表了《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針鋒相對地對蔣氏的文章作了批駁和諷刺。毛澤東說：“蔣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陽發表了一個聲明，即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辟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又說：“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為有力。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並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係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設使內戰擴大，張楊長期禁錮蔣氏，則事變的進展徒然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堅決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汪精衛、何應欽等的陰謀，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這和張楊二將軍及宋子文氏等國民黨人的主張可謂不謀而合。這就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為現在的內戰是人民所痛惡的。”文中，毛澤東以犀利之筆充分揭露了蔣介石的不講信義的本質，把中國共產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向全國人民作了宣傳。
張學良一到南京，就被蔣介石軟禁起來，後被南京高等軍事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0年。此時，蔣介石假意懇請政府予以赦免，南京政府於1937年1月4日決定赦免張學良，裁決“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楊虎城聞此消息，次日即致電蔣介石，要求放回張學良。同日，楊虎城向全國發出通電，控訴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兩麵三刀，發動內戰的罪行，讚揚張學良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光明磊落的胸懷；重申自己反對內戰堅持抗日的決心：“國危至此，總不應再有箕豆相煎之爭，固盡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舉國一致，槍口對外之策，虎城等倒無不樂於聽命。若不聞土地主權之喪失幾何，西北軍民之真意如何，全國輿論之向背如何，而惟以同胞血汗金錢購得之武器，施於對內，自相殘殺，則虎城等欲求對內和平而不得，欲求對外抗戰在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無悔。張副司令既領罪於都門，虎城等以救亡為職誌，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兵爭，則誰舉內戰之端，誰召亡國之禍，舉世自有公評，青史自有直筆也。”2月5日，南京行政院召開會議，決議對楊虎城撤職留任。至3月初，蔣介石在溪口約見楊虎城，要楊虎城離國去歐美作軍事考察。
東北軍從1937年3月7日起被逐漸調離陝西，分解成幾個部隊隸屬於幾個係統，7月初抗戰爆發，蔣介石為了泄私憤把東北軍分割使用而逐漸消滅掉了。
楊虎城同年被迫辭職。6月16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指令：“茲派楊虎城為歐美考察軍事專員。”就這樣，楊虎城於6月29日偕夫人謝葆真及次子拯中和隨員一行乘美國胡佛總統輪離滬。途中，楊虎城聞國內盧溝橋事變，日軍已進迫關內，心中如焚，便急於回國，但被宋子文來電阻止。7月14日，楊虎城一行到達舊金山，向美國公眾發表了書麵談話，他說：“保衛國土是軍人的職責，我一直要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這次盧溝橋事變，是危及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我怎能置身度外、流連忘返？即擬兼程回國，請求任務，執行戰鬥，為國效死！”但是回國已成為不可能，楊虎城隻得繞道歐洲，欲在歐洲進行宣傳之後經蘇聯過蒙古回國參加抗戰。8月，楊虎城偕夫人一行到達倫敦，又去巴黎、柏林、布拉格、維也納、日內瓦等地，沿途受到華僑及進步團體的歡迎和邀請，發表了許多抗日演講。國民黨對他在歐洲的言論極為不滿，便以欺騙的手段騙楊虎城回國。這時，楊虎城身邊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從安全角度考慮，認為回國不妥。楊虎城卻說：“寧使蔣負我，不能使我負國家民族，個人利害，在所不計。”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襟懷和為國赴死的決心。於是在1937年10月29日，楊虎城一家及隨行人員乘法輪“哲利波”號離開馬賽，於11月26日到達香港。一回到國內，楊虎城就失去了自由。11月30日，他在特務的監視下離港飛往武漢，在漢口拜訪於右任時，與於佑任交談了三個小時，正吃飯時，特務來報告，蔣介石要在南昌接見他。兩天後，楊虎城到了南昌，立即被囚禁起來，從此成為蔣介石的重要囚犯。
1938年春，蔣介石命令戴笠將楊虎城解往長沙，後多次遷移囚禁地點，在貴州息烽的玄天洞將楊虎城關了8年。1946年，國民黨又派人將他押至重慶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之楊家山。1949年2月，旋將其移至貴陽黔靈山麒麟閣。這時蔣介石的末日已經快到了，蔣介石先逃往台灣，爾後又折回重慶，主持西南地區對我軍的作戰，親手布置了殺害楊虎城的計劃。於是，毛人鳳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在中美合作所中的戴公祠暗殺楊虎城。
9月，特務頭子周養浩到貴陽，對楊虎城說蔣介石要在重慶見他，把他送往台灣，楊虎城信以為真，17日乘車又重返重慶中美合作所。車一出發，周養浩就給毛人鳳打了電報，讓重慶特務安排好行刺。當晚11時許，楊虎城和兒子拯中（夫人已於1947年逝世於獄中）及秘書宋綺雲等人到達戴公祠。特務張鵠引他們進入房內，楊虎城走在最前麵，兒子拯中雙手捧著母親的骨灰盒跟在後麵。當拯中正要進入臥室時，特務楊進興從楊丞中身後下手了，匕首刺進了楊拯中的腰間，楊拯中一聲慘叫：“爸！……”楊虎城猛一回頭，還未來得及看清自己兒子的被刺慘狀，就被劊子手的利刃殺害了。宋綺雲夫婦和他們的孩子也一同被害，楊虎城年僅9歲的幼女也未能逃過這一劫難。一時血流滿階，慘不忍睹。凶手們在楊虎城父子二人的麵部淋上硝鏹水，然後把楊虎城的遺體掩埋在花園的一座花壇裏，這一舉動，充分暴露出他們卑劣的靈魂和恐慌的心理。
這一天，1949年9月17日，是中國人民感到最心痛的一天！是中國人民最悲憤的一天！一位偉大的愛國軍人沒有死在戰場上，而是死在這個極為可恥的戴公祠裏；沒有死在日本侵略軍的手裏，而是死在幾個卑劣的小人手裏；他一腔熱血沒有灑在抗日的戰場上，而流遍了這所陰暗的鬼域般的地獄。這個悲劇令山河失色，日月無光！
1949年11月30日，重慶宣告解放，解放軍第二野戰軍領導當天調查楊虎城的下落，第二天發現楊虎城的遺體，立即組織屍殮。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別發來唁電。1950年1月15日，解放後的重慶市政府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劉伯承、鄧小平等黨政負責人及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文教界、新聞界代表共1000餘人參加了追悼會。次日，重慶市政府派人將楊虎城及兒女的靈柩用船運往漢口，轉運陝西。24日，楊虎城的靈柩到達漢口，次日，武漢軍民3000餘人舉行公祭，26日，則有萬人送靈，將英靈送上火車，讓楊虎城魂歸故裏。30日，楊虎城的靈柩被運到西安，彭德懷率眾在西安車站舉行迎靈公祭，旋置靈柩於楊虎城當年駐節的新城大禮堂。此後每日前往吊唁者絡繹不絕，2月7日，9名遇難者的9副靈柩安葬於西安南鄉韋曲少陵原杜甫祠西側，祭者雲集，聲勢浩大，長街當哭，人人掩麵而泣，不忍仰視。同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發表公告，北京軍事管製委員會舉行公祭，由林伯渠主持公祭，朱德總司令參加了公祭大會。
1956年，在北京召開了紀念西安事變二十周年大會，會上周恩來同誌發表講話，他對張學良和楊虎城作了高度的評價，他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張、楊兩將軍是千古功臣。”“楊虎城將軍的犧牲是光榮的，他的英名，將為全國人民所永遠紀念！”
是的，中國抗日軍事史上將永遠銘記楊虎城將軍的英名，中國人民將永遠紀念這位千古功臣！
【作者點評】
楊虎城將軍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十分令人注目的人物，他和張學良將軍發動的西安兵諫，是中國革命史上轟動世界的軍事行動。西安事變經過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周旋，把中國革命帶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其後，他們二人曆經滄桑，一死一囚，但最終雙雙名垂青史。
楊虎城的一生，是一個貧苦農民為了求生存而走向對壓迫者的抗爭、而又逐漸邁入革命道路的生命過程。他的貧苦出身和與壓迫者的鬥爭經曆，決定了他在曆史的關鍵時刻能夠作出果斷的選擇，並必將付諸堅決的行動。他早年對革命的困惑，在和共產黨人士多次接觸以後一時冰釋。因此在他的部隊裏，共產黨員才能受其保護；在西安事變中，他才能同意共產黨的建議，和平解決這一事件。他對蔣介石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比張學良要深透，他憑著一種階級的本能和從與蔣氏多年的交往中，認識到要達到逼蔣抗日的目的，武裝行動是最有效的手段。
楊虎城不是占地為王的草寇，也不是舊式的軍閥，更不是科班出生的軍事家，他是一個由自發的農民起義者走入革命道路的軍事人物。在艱苦的環境中和異常複雜的軍閥混戰情況下，他以自己的戰功獲得了日後的重要軍事領導地位。他文化不深，所以受中國舊文化的影響不大，他出生貧寒，所以最能體會人民的疾苦，他未入軍事院校，所以不會有極強的幫派觀念和墨守陳規的軍事教條主義思想。可以這樣說，他的軍事生涯中的一些行動，是建立在一種純樸的階級感情上的。這種感情，有時表現為一種義憤，有時表現為一種同情，有時又表現為一種仇恨。縱觀他的一生，他決不會與人民為敵，或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所以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的民族感和軍人的天職自然凝聚成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這種仇恨如同一團熊熊烈火，不可熄滅，因此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就在他的烈火中焚毀。
蔣介石在西安被囚後，蔣氏為了求釋而口口聲聲地說什麼以人格擔保，張學良相信了，但楊虎城不相信。他清醒地知道，蔣介石是不講人格的。張學良因為相信了，親自陪送蔣介石去了南京，於是終生被囚，於是明白了楊虎城的正確；楊虎城因為不相信，最後為獨夫民賊蔣介石所不容，被小人殺害了，令日月生悲。蔣氏的行為，早已表明他沒有人格可作任何保證，反而證明了楊虎城是一個真正胸懷坦蕩有人格的正人君子。
一代偉人毛澤東曾說：“直至西安事變發生，在1936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才同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停止內戰，並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毛主席說的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以西安事變為契機的，而西安事變中楊虎城又是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一位關鍵曆史人物，因此從某個方麵來說，沒有楊虎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一時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兩黨不合作，不建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的前途、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及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也正是由於這一點，楊虎城就是千古功臣，有功於中國人民，有功於中國共產黨，有功於整個中華民族，其英名將永垂史冊！
以一人之死而拯救整個民族、國家和人民，其英雄氣概當可吞山河、貫日月，當可振奮我華夏炎黃子孫千秋萬代!是故，偉人毛澤東稱楊虎城將軍“推動全國一致抗日，有功於國家民族”，此言可謂精當之極，非虛言也。
（劉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