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潮濕、悶熱、低雲灼燒的日子，我拿到了東莞居住證。
作為身份證的贗品，這個四方形硬卡片的表麵，有層憔悴的光（在銀行，它並不被承認）。那個將它發給我的警察眼神裏映射出這樣的含義：一個人，無論他的家鄉有多麼壞，任何逃離它的人，本質都是可鄙的，因為他生活在那個場之外，他讓自己變得像個私生子。
我並不同意這種苛責。
遷徙對於一些作家意味著死亡，而對另一些作家，則是重生。
或者更武斷一些：死亡的，是那些曾經在故鄉有著強烈優越感的作家。
在新疆烏魯木齊，我過的是靠稿費維生的自由寫作生活。抵達東莞後，我的生活本質並未發生改變，所不同的，是我的外部環境。新環境讓我每每陷入窘迫、頹廢、悲憤乃至深思的境地中，好像我太孱弱，根本無法承受這些濃烈情緒般。我總是那麼敏感。我被投進一個速成器，在短短幾個月內，要將本地人用十幾年、二十幾年掌握的生活能力，悉數學會。
適應東莞生活的第一步，是將以“公斤”計算的習慣，改變成“斤”。
這種東西陡然少了一半而價格還比原來貴的日常生活，對操持一日三餐的主婦來說，是痛苦的。核算出一根黃瓜價值四元時，我的心尖一抽一抽地疼。我從不輕易買肉。如果饞，就買秋刀魚，放上豆瓣，將膻腥味遮住。我敏銳地發現，每晚九點後，超市的食物要打折，便總趕著那個點去搶購。
在銀行，我的新疆身份證引來穿著製服的櫃台人員的驚呼，除了漢字，還有一種她從未見過的文字赫然展現；在大街上，我突然愣怔，招牌上明晃晃的“豬腳飯”，令我的眼仁兒生疼，像即刻就要流出眼淚（在新疆，某些詞語是禁忌）；在公交車裏，我聽不懂婦女嘰裏呱啦的聊天。一個字都聽不懂。我是從“出邊落緊雨（外麵正在下雨）”“有呣擔遮啊（帶傘了嗎）”開始學習白話的。
不惑之年，我讓自己重新變成嬰兒。
我結束了在故鄉的全部優勢：我對周邊環境的熟識，我在那裏開拓的一點點文學局麵，我和親友、同學、同事所建立的關係網。我將自己推到一個全新之地。我進入另一個環境，要適應這裏的生存規則。
在東莞，擁擠在街道上的，不僅有出入酒店的長腿女、邊走邊吃盒飯的打工妹、推木板車賣橘子的黝黑老婦，還有提著菜兜的主婦、白衫黑褲的職場女、拽著孩子奔向校車的母親？？這裏是珠三角最炙熱的生存場，是中國製造業的前沿，人們在此地遭遇的生存境遇，格外嚴峻、尖銳。
東莞沒有中心：三十二個鎮區，星星點點，編織成網。在每一個小鎮，都能看到蜂巢狀的街道、長茅草的田埂、灰撲撲的廠房、大門緊閉的倉庫、低矮的瓦房、碩大的酒店、吊掛在樹枝上的衣衫？？各種事物爭相浸潤其中，令這裏更像個大村莊。這裏交疊著農業的廢墟和工業時代的各種痕跡——美的地方不可思議，醜陋處，也清晰可辨。
過去的三十年裏，這裏發生的轉型勢不可擋、接二連三，而這正是當代中國的典型。成千上萬的打工者湧入這裏，讓自己投入到一場巨大的洪流中，其成果在如今已明顯可見。日益增多的商貿機會，使東莞聲名遠揚，越來越像一塊磁石。街道和房屋漣漪般擴散，到處可見正在修建的高架橋、半截子樓房。
財富如期增加，而往昔的窮人，漸漸顯露出新的信心。這種信心的另一方麵，便是新歧異、新認同的崛起。
當我走進工人們租住的瓦房區，穿過攤販混雜的集市，路過牆麵滿是裂縫、長出青草的出租樓，總會被這些具有新鮮的“舞台效果”的街景，震得雙眼圓睜。
我掏出筆記本，記錄下這些細節。
我希望把這些特定地點和特定時刻記錄下來。
是的——東莞不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卻不能拒斥和漠視它所呈現的全部細節。我無法將自己“孤立”出來。麵對這個嶄新的居住地，我既是旁觀者，又身處其中，這種既親切又疏離的觀察角度，讓我眼裏的東莞總是那樣不同凡響——它既不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也不是沉溺於鄉村酣眠的小城市，更不是有著明確中心區的中等城市，它的形態更複雜多樣，生活更斑斕緊湊。它像一塊毛茸茸的生活切片，正需要作家用細致的目光，去細細凝視。
我從不想俯瞰東莞，宏大敘事，而隻想以個人視角，平視這個城市。
我寫下我所看到的吃、住、行，以及一些人生存的真實場景。我希望寫出我的觀察後，能有一些事實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對另一些謊言及誤解，有所甄別；我希望我的寫作是一次審美和藝術的活動，而不是直接的呐喊或時事評論。
這樣的要求在實際寫作時，簡直是自設藩籬。首先，我要寫的是親曆；其次，又不能僅限於一種平鋪直敘的表達。我的態度要相對客觀，文筆要更嚴謹；同時，在我說出我所知道的真相時，又不能違背我的藝術本能。
看到莞樟路上下班的女工穿梭在箱式貨車間時，我被震懾得不能動彈。
我決定去工廠打工。
這是我要理解東莞、成為東莞人所必須補的課。
在新疆，我常見到這樣的遊客：斜倚在一匹白馬旁，旁邊是鬆林環繞的湖泊，讓別人哢嚓一張照片，以為他便從此帶走了那裏的一切；在東莞，當我從餐廳、劇場和酒店走出時，我感覺自己就是那個愚蠢的遊客。那些大理石的地板、水晶燈、輕音樂，它們太幹淨、太優雅，毫無泥腥味，讓我覺得自己根本不在東莞，我始終在它的外圍打轉，而沒有擺脫程式化的隔膜。
我要到工廠去！
我知道，比任何想象、閱讀、泛泛之談都更強有力的方式就是——將自己的肉身作為楔子，深深地插入生活底部——隻有這樣，才能徹底挽救自己。有時，把身體交出去，把眼睛、手指和心髒交出去，讓它們的觸角帶回陌生的敏感，讓記憶以更慢的速度被遺忘，也許才是最古老、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
“有禮貌、誠實、技術熟練？？”在這樣的招工標準下，女工顯然比男工更具優勢。資料顯示，在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中，女性比例約占80％；而在東南沿海某些輕工業企業中，超過90％的工人，都是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的女性。然而，當我試圖去打工時，才發現我幾乎已喪失了這種機會。
穿過“大量招收普工”的紅色橫幅，我在警衛室就被擋住：隻招收十八至三十五歲的女工。
我返身往回走。穿過這些貼滿小廣告的巷子，看到路口有個賣甘蔗的老人正在削皮。他指著一堆甘蔗說：“中間的這段最甜，兩塊，兩頭兒的一塊。”
我的心尖一抖。
女孩子們的全部青春折合起來，就值兩塊錢嗎？
我終於找到家電子廠：它沒設最高年齡限製，也沒有學曆要求。
進入車間後，我才發現，生活如此龐大，豐富，令人敬畏。人們對女工的了解，少之又少。如果我沒有動手幹那些活兒，我會把車間想象成和辦公室差不多的地方，但從車間走出後，我知道，街景下的東莞，是被簡約化的東莞，真實的東莞，始終裹藏在車間裏，隱而未現。
開始工作前，我買了幾個巴掌大的小本子，即便在封麵上別隻筆，也可以輕鬆地裝在褲兜裏。通常，我是躲在女廁所裏潦草記錄的。我害怕時間一長，那些劈麵相逢的場景、故事和人物，就會變得和原來不一樣。這種收集素材的方式，於我是第一次，而我的觀察，也因這種爭分奪秒，變得敏銳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