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青春是要長大的，長大了就要變化，也應該變化，魯迅是最不喜歡老了還要裝小孩的老萊子的。或變化為無聊的呂緯甫（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主人公），或變化為自戕的魏連（魯迅小說《孤獨者》的主人公），當然也有可能變成舊社會的統治機器的“潤澤齒輪”的油（見魯迅為柔石《二月》所作的《小引》），到那時候，真是褪盡了鮮紅的顏色，而“不知道算什麼”了。魯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痛心地解剖著、鞭撻著凡此種種。那麼，到底該變成什麼呢？冷酷的舊社會必然給童年和青春以創傷、以毒害、以扭曲麻醉、以致命的扼殺；那麼，如果不甘心沉淪，卻又尚未投身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偉大的人民革命運動中去，這時，“苦惱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於粗暴了”的“可愛的青年們”（見魯迅《一覺》《野草》）就隻有變化成為堅韌深沉又不免孤獨（孤獨的情緒是並不輕微的喲）的戰士，變為熱得發冷的公民。
他摒棄任何溫情，“決不粘連”，頗似那位嚴肅的“過客”，感激之餘卻拒絕了好心的小姑娘饋贈的裹傷的布（見魯迅《過客》）。他努力振作抖擻，“蓬勃地奮飛”，“燦燦生光”，決不屈服，決不退出戰鬥：像“秋夜”裏的那株曆盡滄桑的棗樹，雖然落盡了青春和童年的樹葉，雖然被“竿梢”打得“皮傷”，卻仍然是傲然不拔地“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見魯迅《秋夜》）。他深深地蘊藏著那連自己都可能被它燒盡的熱烈“如包藏火焰的大霧”，而外表“冰冷堅硬”“如粉如沙”，很有一種“死火”的性格（其實，火沒有死，不會死）（見魯迅《死火》）。他的前身，活潑潑的雨，是“死”了過的，所以，他再沒有皮毛點綴，隻剩下那赤裸裸的“精魂”，卻頑強地、無法再被殺死地存在著，並且仍然光輝奪目，“閃閃地旋轉”。他的精神驚天感地，“心事浩茫連廣宇”（見魯迅詩《無題》），“彌漫太空”，“使太空旋轉而且升騰地閃爍”。
他是誰？
“是的，那是孤獨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這是“朔方的雪”的形象，不也正是當時的魯迅的形象嗎？
也許前麵我們從江南白雪的形象聯想到那麼多的時候還不完全令人信服，那麼朔方的雪的形象的對照會大大豐富人們對江南白雪的解釋與發揮。正是這朔方的雪，而不是江南的雪的形象，“支配著全篇的主要情緒”（參考前所引的馮雪峰的文章）。屠格涅夫的青春像太陽下麵的雪，消滅了，不留一點痕跡。但是魯迅的雨，即使死掉了也還有“精魂”。表麵上，這“精魂”沒有江南白雪那樣叫人舒服，其實，它更獨特也更有分量得多。它是江南白雪的對立麵和合乎邏輯的發展，它揚棄了江南白雪的形象，它是受了傷的、蛻變過來的，甚至是曾經“死掉”過的，但仍然沒有汙染、仍然不失其純潔的生命（這是江南的雪的形象的核心）的童年和青春。如果說，魯迅筆下的江南白雪的形象，並不算太稀罕，那麼，魯迅那樣地去寫朔方的雪，又把這兩種雪聯結在一起寫，就非魯迅這樣的思想家、戰士、大手筆而莫辦了。
就是這樣，魯迅在《雪》中塑造了兩個形象：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使我們聯想起兩種性格：美豔又不免脆弱的童年和青春與堅強又不免孤獨的戰士和公民；敷染了兩類美學色調：瑰麗的和斑駁的，親切的和嚴峻的，鮮活的和深重的，怡悅的和粗獷的，溫馨的和悲壯的……這二者像一個樂曲中的第一主題與第二主題，互相補充，互相滲透，互相糾纏，互相爭鬥，組成了一個小小的然而是非凡的篇章。
四
我不以為上述的看法一定符合魯迅的原意，我也不要求讀者無保留地接受這些聯想。有言在先，既是聯想，當然不是結論。不僅對於《雪》是這樣，成功的文學作品所提示的形象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客觀存在，人們盡可以運用自己的觀點、修養和經驗去評價和感受它，像評價和感受真實的生活似的。所以，從理論上說，對一個作品的研究和評論是不可窮盡的（當然還要看作品是否有“無盡”地予以研究的價值），它需要邏輯思維也需要形象思維，你和我的體會不同，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不同心情下閱讀同一作品，也會有不盡相同的理解，在這一點上，閱讀和評論也是一種創造，是不那麼確定的，也可以說是“虛”的吧。
但是，作品提示的形象既然是客觀存在，也就有著自己的內容和色彩，人們隻能在這特定的內容和色彩的範疇之內去欣賞、評論、聯想、發揮。聯想可以盡情，發揮可以大膽，卻不能離開形象本身的特征。可以從江南白雪聯想到童年和青春，也可以隻聯想青春或隻聯想童年，還可以聯想到其他美豔滋潤而又不能久駐的事物，卻不宜聯想到江南的革命軍。這裏，單純的方位概念——南與北，說明不了形象的特征，實在難以從魯迅筆下的江南白雪的形象中找到“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影子。我們還要強調說，哪怕有哪一位專家考證出魯迅的原意隻不過是寫寫雪景，或原意竟真是影射南北政局（這後者的可能性是近於零的），也不能說明《雪》的主旨就必須是什麼，這和作品本身所提示的形象並不是一回事，這也不會妨礙我們對作品做出合情合理的聯想和解釋。作家的意圖，作品的形象，讀者（評論家）的解釋，這三者的關係很複雜，是密切關聯而又各自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的。文學史上有許多這樣的現象，三者不完全一致，例如：曆代許多讀者把劉備、宋江、薛寶釵解釋成為狡詐甚至陰險的人物，這固是源於作品，卻不是與作品絕對一致的，更與作者原意有別。有人曾經以作者原意非此為理由批評這種解釋，但不論作者原意如何，可以相信這種解釋將會繼續存在下去，並且讀者（評論家）有權做出自己的評價。再如我國古代的文人常常婉轉地寫一些寄托的文字，如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借婦女傷春寄托對國事、朝廷的情懷。如果隻看這首詞而不加注解，是難以知曉詞人的原意的，不過，這首詞畢竟是依靠它本身，而不是依靠注解而留傳下來的。關鍵是辛棄疾如此地熟悉婦女的傷春心緒，如此地富於藝術才能，因此，哪怕無意寫傷春，假托傷春，卻仍是把傷春寫得惟妙惟肖，以致讀者即使不知其原意，仍然欣賞和喜歡它。而它所引起的共鳴和聯想，又不限於傷春，而是和讀者自己的種種不如意的經驗相通。總之，這是一個頗有趣味的問題，需要專門探討。從這方麵來說，它又是實的，人們應該從作品的本來麵目出發，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和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