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5日，天剛蒙蒙亮，我就被一陣咚咚的敲門聲驚醒，從來沒有鄰居或朋友如此蠻橫地敲過門，我立即意識到這是安全警察。我很快穿上衣服去開門，發現是巡警隊隊長盧梭在敲門，他是我們這個地區大家都熟悉的安全警官。另外還有兩個警察。他出示了搜捕證，然後三人立即開始仔細搜查了整個房子，以尋找犯罪文件和資料。這時，孩子們被驚醒了，我用嚴肅的麵孔讓他們保持安靜。孩子們在我身上獲得了安全感。警察搜查了抽屜、櫥櫃和衣櫥，搜遍了任何可能藏匿非法物品的地方。45分鍾之後，盧梭冷冷地說：“曼德拉，我們對你依法實施逮捕，請跟我走一趟。”我看了一眼逮捕證，上麵寫著：
“HOOGVERRAAD”（高級叛國罪）。
我跟著他們走到一輛警車前。當著孩子們的麵被逮捕是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即使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但是孩子們不可能理解當時的複雜情況。他們隻知道，他們的父親被白人警察不作任何解釋就抓走了。
盧梭開著車，我靠在他坐在前麵的座位上，他沒有給我戴手銬。他有搜查我市內辦公室的搜查證，就近放下那兩位警察後，我們直奔我的辦公室。要進入約翰內斯堡市區，必須經過一段沒有人煙的荒涼公路。當我們行駛在這段路上的時候，我對盧梭說，你單獨一個人同我一起，並且不給我戴手銬，你一定對我很放心。他沒有吭聲。
“如果我反抗並把你製服，那將發生什麼事情？”我問他。
盧梭不高興地轉過身來。“曼德拉，你在玩火！”他說。
“玩火是我的一種遊戲。”我回答說。
“如果你這樣說話，我就把你銬起來。”盧梭用威脅的口氣說。
“如果我拒絕戴手銬呢？”
我們繼續這樣爭辯了幾分鍾，當進入蘭拉格特警察局的時候，盧梭對我說：
“曼德拉，我對你不錯，我希望你也能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我。我不喜歡你開這種玩笑。”
在警察局停了一會兒，另一個警察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然後我們一起去我的辦公室。他們在我的辦公室裏又搜查了45分鍾。我被從我的辦公室帶到紅磚結構的約翰內斯堡監獄——馬歇爾廣場，1952年反抗運動期間我曾經在這裏蹲過幾天。我的幾個同事已經被關押在這裏，他們是同一天早晨遭到逮捕並被關進來的。幾個小時之後，有更多的朋友和同誌被關了進來。這是政府早有預謀的一次突然襲擊。有人偷偷帶進來一份下午版的《星報》，我們從通欄大字標題得知，這次襲擊是全國性的，大會聯盟的主要領導人都是以高級叛國罪和陰謀推翻政府罪被逮捕的。在各個地區被捕的有魯圖利酋長、蒙蒂·奈克、雷基·賽普泰姆波、莉蓮·恩高義、皮特·貝萊威爾德，他們被用飛機運送到約翰內斯堡，並將在這裏接受審訊。當天，共有144人被逮捕。第二天，我們出現在法庭上被正式起訴。一周後，瓦爾特·西蘇陸和其他11名同誌也陸續被捕，被捕人數上升到人。總共有105名非洲人、21名印度人、23名白人和7名有色人。幾乎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所有主要領導人，不論是被禁止的還是沒有被禁止的，統統遭到了逮捕。政府最終還是采取了行動。
我們很快被轉移到約翰內斯堡的一座監獄，大家通常把這座監獄叫做福特監獄。它位於約翰內斯堡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淒涼的城堡式建築。被關進監獄後，我們立即被帶到一個四方形院子內，並被命令扒光衣服麵牆而站。我們被強迫在那裏站了一個多小時，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感覺十分痛苦。我們大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其中有牧師、教授、醫生、律師和商人，理應受到尊重。盡管我十分氣憤，但仍然禁不住看著周圍這些人發笑。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人靠衣裳馬靠鞍”這句俗語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如果體格是做領導的基本條件，我看我們幾乎沒有一個人符合條件。
一個白人醫生最後出現在我們的麵前，他問我們中有沒有人患病。我們沒有一個人說生病。我們被命令穿上衣服，然後被押送進兩個大房子。裏麵是水泥地麵，沒有任何家具。兩個大房間剛剛被粉刷過，仍然散發著油漆味。我們每人發了一床毯子，外加一張劍麻席。每個房間有一個毫無遮掩的公用廁所。有人說過，隻有進了監獄才能真正了解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不應從它如何對待其高級公民來判斷其好壞，而應當從它如何對待其最低級的階層來判斷其優劣。南非政府對待其非洲犯人就像對待動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