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生於1934年農曆11月11日，屬狗的，後來在實行身份證的時候可能由於工作人員的馬虎，竟變成了1935年11月11日，屬豬的。為此我曾經找過他們，說他們寫錯了，工作人員卻回答說：“我們換算過你就是屬豬的，11月11日生，錯不了。”我一想少了一歲就是年輕了一歲有何不可呢？這也算撿了個便宜吧！所以身份證的出生年月日一直沿用至今。
其實我早就想寫一本自傳把我的所見所聞所經所曆如實地記錄下來，可是我又有一種自卑感，充其量我是一個平民百姓、草根藝人，有什麼值得寫的呢？自傳是屬於英雄豪傑的，我既無豐功偉績，又沒有叱吒風雲的事跡，既不驚天地也不泣鬼神，左思右想又放棄了寫自傳的念頭。
1978年我被落實政策之後重新回到曲藝團工作,京劇團的團長陳強（電視劇《紅樓夢》林黛玉的扮演者陳曉旭的父親）和一個姓萬的編劇找到我說要把我的評書《三俠五義》改編成京劇連續劇，我欣然同意了。此後他們每天都到我家來，由我給他們講述三俠五義的故事，他們邊聽邊記。除了工作之外我們無話不談，我向他們講了許多我個人的經曆，那個姓萬的編劇非常感興趣。
他對我說：“你應該寫本自傳。”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你的自傳比《三俠五義》還精彩。”我說：“我沒有時間寫。”他說：“我可以給你幫忙。”
1983年在公房分配時我跟萬先生變成了鄰居，這下機會來了。在業餘時間萬先生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口述他筆錄，忙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因為有一點兒誤會我和我老伴兒把萬先生得罪了。當時鞍山曲藝團有兩家安了電話，我就是其中一個。那時私人安電話的極少極少，所以萬先生經常到我家來打電話。說起萬先生也是知情達理之人，但做事也欠考究，有時半夜敲門來打電話，有時午睡時來打電話，長此以往我老伴兒就不高興了。有一次萬先生又來打電話被我老伴兒拒之門外，為這件事我和我老伴兒還大吵了一頓，我說：“你這不是平白無故得罪人嗎？”我老伴兒說：“安這麼一個破玩意兒有什麼用！天天攪得人心神不寧！”我想找萬先生解釋一下，可是萬先生真的生氣了，見著我的麵連理也不理搭也不搭，我剛要說話他把臉一歪轉身走了。當時我也很生氣，我心想此人度量太窄小了，此後他見著我也不言語，我見著他也不言語，形同陌路互不理睬，寫自傳的事自然就泡湯了。
時光到了1996年，我在北京紅廟創辦了單田芳藝術公司，我的鄰居是個作家叫奚清汶，哈爾濱人，我們倆既是鄰居又是好朋友。男人和女人一樣，處近了就無話不談，我又自覺不自覺地談了我的身世和經曆，奚清汶聽後大吃一驚如獲至寶，他說：“這麼好的東西你為什麼不寫自傳，現在趙忠祥倪萍都在寫自傳，劉曉慶也寫自傳，我都看過，絕對沒有你的經曆這麼精彩。”我說：“我天天給中央電視台錄像給北京電台錄音，哪有時間寫啊！”他說：“沒關係，我來幫你寫。”我說：“我打算有了時間靜下心來自己寫，因為我的自傳隻有我最清楚。旁人寫雖然好，無異於隔靴搔癢。”奚清汶說：“兄弟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寫好。”就這樣我倆達成了協議，有時間我就口述，他就用錄音機錄下來。到了1997年自傳初步完成，題目是《單田芳說單田芳》（磨難篇），他給我讀了一遍，我覺得不太滿意又讓他重新做了修改，修改稿我還是不太滿意，雖然書是印出來了但沒有發行，隻留作饋贈朋友的禮物。我自己暗下決心，等幾年之後還是由我自己寫吧，還是那句話，隻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寫出的東西才最真實。日月如梭光陰似箭，一轉眼十三年過去了，我已經七十有六，再不寫恐怕就沒這個機會了，雖然我現在依然很忙，我還是在百忙之中抽出部分時間寫了這本真正的《單田芳說單田芳》。
在沒有寫作之前我考慮了回憶了不下百餘次，究竟從哪裏下筆才合適呢？說書人講究有始有終，水有源樹有根，還是從頭說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