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我女兒瘋了。那年她才十五歲。她這一瘋，我倆的人生頓時風雲變色。"我覺得好像要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再也回不來了。"有時她突然清醒過來，沒頭沒腦說出這段話，說著說著又迅速離我遠去。她究竟去了哪裏，我猜也猜不到，夢也夢不著，隻知道我必須一把抓住她，拉她回來。太遲了。我和她之間的聯係瞬間消失，真不敢相信。想當初她牙牙學語時，教她說話的是我，第一個念故事給她聽的人也是我。這些無法抹滅的記憶，卻在一夕之間，全都化為烏有。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責怪自己。沒錯，我從頭細數自己犯下的每一個錯誤，捫心自問到底少給了她什麼，但終究還是無法解釋我眼前的事實。真的是無語問蒼天啊！我一度把希望寄托在醫生身上，後來發現醫生所知有限，醫生隻知道我女兒病情的臨床表現。若真正要談起她的情況，恐怕醫生也比我高明不了多少。後來我還發現，當今人們對精神疾病的了解和以往差不多，都是如同瞎子摸象。這些雖然表明要治好我女兒的病，機會微乎其微，但同時也意味著，精神疾病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方麵。
在當代社會裏，"精神病"三個字會冒犯人的，正確的說法是"腦部疾病"。就某方麵而言，這確實是一種腦部疾病，但有時候我和女兒相處，卻覺得自己麵對的是暴風雪或洪水等罕見的自然景象，它狂暴到可以摧毀一切，狂暴到叫我憂心、又叫我吃驚的地步。
七月五日。我在公寓裏醒來。我們住在紐約格林威治村西區銀行街一棟廉價公寓的頂樓，周圍的建築相當氣派。我身旁的床空空蕩蕩，帕特一早就出門到她在富爾頓街開設的舞蹈教室結賬。我們結婚兩年了，各自帶著以往的包袱進入這段婚姻，兩人的真正世界隻能在縫隙裏尋找。
而我帶來的最大一個包袱，就是我那正值青春期的女兒薩莉。我有點訝異薩莉居然已不在。還不到八點，屋裏就已經又熱又悶，太陽把塗了柏油的屋頂烤得發燙，女兒睡的上鋪離天花板不到三英尺，自然是暑氣蒸騰，加上昨晚我們的冷氣燒壞了家裏最後一根保險絲。她鐵定是逃出去呼吸新鮮空氣了。
客廳地板上雜物滿地，都是她昨晚挑燈夜戰的痕跡： 一台壞掉的隨身聽，用膠帶緊緊捆著；半杯冷掉的咖啡；一本布麵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過去這幾個星期以來，她一直在鑽研這本詩集，而且越讀越有興致。我隨手翻開詩集，裏麵交織著各種符號、密密麻麻的批注、圈起來的單字，看上去實在令人眼花繚亂。尤其是第十三首，在頁邊空白處寫滿了評語，原詩差點淹沒在茫茫的手寫字海當中，看起來好像是猶太教經書《塔木德》裏的一頁，從頭到尾密密麻麻寫滿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