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傳統，差不多已成為唐山人特有的風俗，保留下來，那就是在7?28這天夜晚，在城市的街頭、路口，會燃起一堆堆祭奠震亡者的冥紙，在明亮的街燈輝映下，紙火幽暗而飄忽。第二天，大街上會留下一個個用粉筆或磚頭劃出的圓圈和一堆堆紙灰。有人說，這是唐山街頭的一道獨特風景，我卻以為，這是唐山人心靈上的一道傷疤。正是這道傷疤，承載了唐山人所有的苦難與悲傷。
災難，把記憶鑿刻在心靈的碑石上，情感的風雨，不斷把時間的灰塵衝刷掉。所以，1976年7月28日那一天的經曆，成了最成功的拷貝，稍一觸動，就會清晰地放映出來。盡管包括我在內的每一個經曆者，都不願意觸動它。韓爭毛主席老孫
“同誌，你說，毛主席知道咱這兒地震嗎？”這是我從廢墟中掙紮出來後，聽到的第一句問話。當時，我已跑到一處建築工地的材料場，驚恐中，正與幾個同樣也是驚慌失措的人，盲目地撕扯著一個簡易廁所的葦席，試圖遮擋震後的第一場風雨。問話的，是從馬路對麵跑過來的兩個女孩中的一位。她們用一條床單裹著半裸的身子，在黎明的朦朧中，目光因恐懼而格外發亮而且顫抖。顯然已失去理智的她們，問完這句話，並沒有等待回答，就又向前跑去。
是韓爭！雖已變調，但還沒失去本色以及那一口唐山人很少講的普通話，在她和我擦肩而過的一刹那，我認出了她。她的家就在馬路對麵的地委宿舍。她的父親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老革命，20年代的老黨員，30年代的聯合縣委書記，在冀東革命史上占有一頁。當時，老人剛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回到故鄉頤養天年。我去過他家，那是一個瘦弱而慈祥的老頭兒。我曾仔細觀察他，試圖找出他當年叱吒風雲的影子。我沒找到，倒是在他的女兒韓爭身上，那一番風風火火，敢說敢為的樣子，印證了她老爹的當年。但此時的韓爭，竟是那樣驚慌失措，像剛從狼嘴裏逃出來的兔子。又是那樣無助，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於一個似乎無處不在而又縹緲空洞的概念。當然，這是今天的認識，在當時，我們不都是這樣嗎？一群被另一種勢力打擊壓迫的紅衛兵，在困苦之中，不是冷靜地思考自己的處境與命運，而是熱情地齊唱那樣一首歌：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並由此而堅定了信念，鼓舞了鬥誌。信仰，有時就像宗教，在人的心靈祭台上，擺放起一席精神的盛宴。而崇拜，往往就是美好願望的最後歸宿。不是嗎，那時的唐山人，最容易喊出的兩句話就是：毛主席萬歲！解放軍萬歲！解放軍，是實實在在的拯救者，把唐山人從廢墟中救出，為唐山人治傷，為唐山人送食送水，為唐山人搭起簡易棚……而毛主席，是這一切的賜予者。
有這樣一種現象，是大有深意的。地震中，唐山人幾乎是家家有難，人人有傷。但唐山人並沒有陷入悲傷而不能自拔。相識的人見了，“你家幾個？”或誰誰怎麼樣了?或“老媽沒了”，“大兒子，老閨女沒了”，握握手，拍拍肩，分手而去。沒有哭泣，沒有乞憐，也沒有過多的訴說，淡淡的，很平靜。當時的外地人，看到唐山人這種現象，說唐山人被震傻了，感情麻木了。其實不然。地震一個多月後的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這一消息，在唐山引起的震動，比任何一個城市都大。我當時的工作單位，是地區行署的一個行政局。距當時的百貨大樓很近。那裏的一個人經常到我們的食堂來吃飯。我管後勤，就和他熟了。有一天他拿來一個在當時很高檔的半導體收音機，是從廢墟裏扒出來的，但沒砸壞。我用很便宜的價錢買了下來。電台播送訃告那天，幾乎是全局的人都圍在我的收音機旁收聽。聽著聽著，就有人哭出聲來，然後就是哭聲一片。訃告播完了，還有人在那裏深深地抽泣。還有，追悼大會那天，全市統一在露天劇場收聽廣播，舉行哀悼。默哀時，我又聽到了那響成一片的牛吼般的哭聲。我特別記住了身旁的老孫，鼻涕眼淚順著臉和嘴巴往下流，胸前的衣服打濕了一片。他的妻子和女兒都震亡了，卻沒事人一般，天天樂嗬嗬地和我們一起抗震救災，而現在，他是我見到的哭得最悲痛的一個。而且，據我所知，老孫家庭出身是地主，又畢業於國民黨政權時的大學，按當時的說法，是帶著階級烙印的。
地震後我去上學，再也沒能見到韓爭，隻是零零碎碎聽到她的一些消息。據說，她的父母都震亡了。後來，她得了病，並因病而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這些年來，每當我想起韓爭，想起她問過的那句不需要回答的話，心頭總是酸酸的，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我試圖這樣去理解她：她的問話，之所以不用回答，而且也的確沒有等待回答，是因為她的問話隻代表著一種美好的願望。在她的思維和情感邏輯中，隻要毛主席知道了唐山地震的消息，唐山人就有救了，從精神到物質，都有了依靠。不隻是韓爭，當時的許多唐山人，包括我，不也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