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9月的時候，我正在東丹島培西。
這時第一次東大陸戰爭已經結束了五年，第二次東大陸戰爭還沒有開始，經過5年的重建，培西城已經象模象樣了。高樓林立，街上人流熙熙攘攘，市場上物資充足，一副景氣不錯的樣子，這個嶄新的城市已經完全無法和羅馬戰爭時那個破敗的培西聯係在一起了。
我去培西是為了參加一個老部下——特務團的一個中尉——鄭略新店開張的典禮。鄭略退役以後，在本土住了一段時間，終於離開西大陸，在培西開了一家軍品店，專營各國的軍事用品。他以前是特務團的偵察排長，對於各國的裝備可以說了如指掌，做這一行也是發揮他的長處。
一起參加他的典禮的有不少人，都是以前特務團的成員，但是蔣賓達沒有來。當時他獲命在東大陸祖魯山地一帶執行任務。那時的他是中國東大陸遠征軍特種任務總監，非常的忙。
我正好去北京國防部開會回東大陸，經過培西，老部下趕來相邀，我不好意思推辭，於是就去了。
典禮上大部分人都穿著軍裝，我一看都是熟麵孔，自從特務團解散，原先的成員都分散到各部隊去了。經過這幾年，不少人已經退了役。但是他們看到我，還是立正敬禮。我一一還禮，問幾句近況，發現大家都混得還不錯。蘇娜這時已經是我的妻子了（我們是1878年在上海結婚的），她跟在我身邊，跟每一個遇到的熟人打著招呼。
典禮結束是冷餐會，鄭略在店堂裏一字擺開了一排長桌，上麵堆滿了各種食物，大家拿著碟子各取所需，一邊吃著東西一邊愉快的聊著。
“中將，你看希臘最近在凱爾特山脈一帶增兵預示著什麼？”那是培西當地一家報紙的記者，他到這裏來采訪新店開張的消息，卻沒想到會遇到我這個現役中將，前波斯邊境衝突指揮官，東大陸遠征軍副總參謀長，喜出望外之餘，一心一意想在我身上挖點什麼新聞出來，於是從冷餐會開始就跟在我身後，不住口地問一些東大陸上的敏感情況。
希臘人在凱爾特山脈南線增兵我當然知道，參謀部為此開了好幾個會，準備了十幾個預案。但是我也打定主意什麼也不跟他說，於是我晃晃腦袋。
“這是戰略上的調整，我們也會做相應的調整，部隊調動是任何一個軍隊所不能避免的，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我輕描淡寫的說。看著那個記者一臉認真的在筆記本上刷刷的記著，心裏想著新聞報道和事實之間的距離，覺得按捺不住的好笑。
1880年8月，希臘軍隊在凱爾特山脈停火線南側集結，總數達到15個師18萬人。這是自1875年停火以來，希臘人在停火線附近最大的一次軍事調動。他們的舉動被我們發現以後，引起了司令部的高度重視，參謀部為這個設計了好幾個行動計劃，同時也向凱爾特山脈一線增加了不少兵力，同時下令一線部隊保持高度戒備。
1875年到1880年5年的和平，新政府的執政綱領是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國家有了喘一口氣的機會，於是本土各地都在大搞經濟建設，5年以來國民生產總值上升了45%，國民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原來的羅馬領土已經基本完成占領工作，各地局勢和緩，報紙上甚至出現了“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天下太平，四海晏然”之類的標題。
但是東大陸的情況完全不是如此。雖然各國敵對軍事行動基本已經停止，但是小規模的滲透和反滲透、邊境摩擦、越境偵察一天也沒有停止過。說停火線一帶“一夕數警”也不是吹牛，其中巴比倫人的小動作最多。這也沒有辦法，美國人與我們沒有陸地邊界，他們能做的隻是派偵察機在祖魯內海上進行一些偷偷摸摸的偵察，希臘人和我們的交界基本都在山區，複雜的地形和我們完善的防禦體係讓他們的行動很受限製。而巴比倫大為不同，和巴比倫的停火線在巴比倫沙漠中穿過，綿延達數千公裏，平坦空曠的地形使他們有大量機會可以進入我方占領區。中國遠征軍司令部對此不動聲色，調動了特種部隊在各地執行清除任務，專門對付他們派出的間諜，雙方在停火線附近的無聲搏殺已經持續了5年，傷亡數以千計。所以每次在報紙上看到政府大彈“和平立國，和平外交”的老調，東大陸司令部的每一個人都會露出輕蔑的笑容：你要和平，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什麼意見？巴比倫好幾次派出所謂“民間武裝”故意公然越過停火線，窺探我方的反應。不過這些“民間武裝”每次都被我們以優勢兵力包圍以後驅逐出境。但有幾次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雙方在沙漠裏大打出手，不過這些巴比倫人是以民間武裝分子的身份出現，所以都沒有裝備重型武器，而且孤軍深入，沒有後援沒有策應，在我軍優勢兵力優勢裝備的重壓下，輸的自然是他們了。這些衝突很少在報紙等媒體上出現，雙方對這樣的暗中較勁都諱莫如深，各自的司令部都不承認雙方有類似的衝突，於是這樣的衝突從表麵意義理解也就沒有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