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注定很好玩，這一年發生了幾件影響深遠的事情：第一件是經曆五代皇帝的積澱，嘉慶皇帝開始編撰《大清一統誌》，第二件是林則徐中了進士，第三件是洋人成了問題，第四件是滿人的“旗二代”問題，第五件是嘉慶皇帝抓賭，第六件是曾國藩出生。再就是，這一年承前啟後，向前推二百年，就是1611年，這一年，滿人努爾哈赤除掉了明朝的在自己內部的代理人也是自己的弟弟——舒爾哈齊，徹底掃除了障礙，踏上了入主中原之路；往後推一百年，是1911年，滿人結束了在中原的統治。
1嘉慶收容遣送洋人
1811年，也是清嘉慶十六年，論幹支則為辛未，羊年，也是從這一年起，中國成了羊。這一年的五月，嘉慶皇帝頒布一道聖諭：“西洋人現在住居京師者，不過令其在欽天監推步天文，無他技藝足供差使。其不諳天文者，何容任其閑住滋事？著該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欽天監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職外，其餘西洋人俱著發交兩廣總督，俟有該國船隻到粵，附便遣令歸國。其在京當差之西洋人，仍當嚴加約束，禁絕旗民往來，以杜流弊。”
這是一項典型的限外令，大意是說，那些在京師居住的外國人，除了一些搞天文的技術人員，其他不懂天文的，沒有一技之長的外國人成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為了維穩需要，責令有關部門進行排查，在天文部門有固定工作的除外，其他一律遣送回國。就是在天文部門工作的外國人，也要嚴加管教，尤其要禁止和旗人往來，以免帶壞了旗人。
看似一道普通聖諭，卻蘊涵了大清朝心理失衡，在洋人麵前的優越感喪失。也說明，中國人對洋人的態度從此改變，洋人不再是稀罕物了，是一個問題了，而且不得不關注了。
皇帝很生氣，後果自然很嚴重，不久西洋堂依據嘉慶的這道諭旨對在京西洋人進行了普查。兩個月後，即七月十四日，主管西洋堂事務大臣福慶把調查結果上奏嘉慶帝，提到西洋人賀清泰、吉德明已年老多病，畢學源尚能通曉算法，此三人請令留京；高臨淵、顏時莫、王雅各伯、德天賜四人，學業未精，留京無用，應遣送回國。
接到奏折後，嘉慶同意賀清泰、吉德明、畢學源三人有一技之長，頒發留京居住證，但要求他們老老實實住在西洋堂。至於高臨淵等四人，由於沒有一技之長，隻能被遣送回國。為了確保徹底遣送，政府對他們一路護送，要求步軍統領衙門派人送到良鄉，交由直隸護送，直隸再交給下一個行政區域，一直到廣州，然後等有方便的船隻，把他們四人送回家。並且要求他們四人無論在沿途還是在廣東居住期間，嚴禁與內地人們來往，擔心他們破壞了淳樸民風。
七月十六日，清政府頒布法令：嗣後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經卷，倡立講會，蠱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轉為傳習，並私立名號，煽惑及眾，確有實據，為首者意當定為絞決。其傳教煽惑，而人數不多，亦無名號者，著定為絞候。其僅止聽從入教，不知悛改者，著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旗人銷除旗檔。失察官員降級調用。在欽天監任職的西洋人必須嚴加約束，禁絕與旗民往來，以杜流弊。其餘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國，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別辦理，以淨根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