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終，劉錫鴻的“精神火車”戰勝了李鴻章們的實體火車。朝廷的旨意是：劉銘傳的建議“毋庸再議”，擱置起來，不必再提。
結語：“愛國”在晚清改革之路上誤入歧途
劉錫鴻的意見能夠獲得一眾士大夫的共鳴，實則緣自其意見背後隱伏著帝國固有的意識形態對外來技術文明乃至製度文明的敵視。1949年後，主流曆史語境裏，這些鐵路的反對者一直被扣著一頂“頑固派”的帽子，說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頑固阻擾曆史的前進，這實是極大的誤解——劉錫鴻們在這場論爭中並沒有為自己謀取任何利益。但這也恰恰是改革的悲劇所在——“利益集團”與“信仰集團”相比，顯然後者更難以攻破。不幸的是，劉錫鴻們就是這樣一個“信仰集團”。
改革之路上的“信仰集團”之所以難以攻破，一個極重要的原因在於：和改革者一樣，他們也占據著愛國的道德製高點。晚清鐵路大論戰綿延了半個多世紀，辯論雙方均高舉愛國之旗，“賣國賊”、“漢奸”的大帽子亂飛……這或許可以警示後人，“愛國”之“國”作為一個抽象的概念，是時刻需要警惕的，晚清士大夫們即一度將“愛國”搞成了“愛傳統意識形態”，甚至於搞成了“愛國粹主義”。
這也正是晚清改革迥異於後世所有已落幕和尚未落幕的改革的地方。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整個晚清改革史的演進過程，正是翁同龢、劉錫鴻這些“信仰集團”自我轉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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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鐵路雖好，但斷不可在我任內建造
沈葆楨曾說過：秦築長城，當時以為災殃，後世賴之。銅線、鐵路，如其有成，亦中國將來之利也。沈本人並不反對鐵路，他所反對的，是在自己任內自己的轄區裏修築鐵路，對此，《南亭筆記》有記載——“（沈葆楨）督兩江時，適外人創淞滬鐵路成。文肅（沈葆楨諡號文肅）仰承朝命，以巨金購得。或勸仍置原處，以便途人。文肅怫然曰：‘鐵路雖中國必興之業，然斷不可使後人借口曰是沈某任兩江時所創也。’遂決意拆之去。”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拆除吳淞鐵路是當局為了避免尷尬
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韋爾士(GWWells)致國務院函，談及中國政府拆除吳淞鐵路的真實用意：“我費盡周折才從中國官員方麵探悉他們（撤除吳淞線路）的理由，我盡可能用他們的語言呈報如下，他們說：‘吳淞線路的拆除，完全因為在政治上有這樣做的必要。如果聽任它保留在那裏不動，那適足印證當局的行動是庸人自擾；而且，又會給類似的侵犯中國領土和她的獨立的行為以一種強有力的鼓勵。’”
劉坤一：擔憂開鐵路會使依賴車馬運輸為生的貧民失業
南洋大臣劉坤一盛讚鐵路便捷，支持李鴻章的修路主張。同時又擔心將使靠車馬運輸的貧民失業；還憂慮鐵路增稅，將使內地稅厘化為烏有。
其他反對聲音中典型的有翰林院侍讀周德潤，將造鐵路上升到“以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的高度，請求朝廷對建議造鐵路者“量予議處，以為邪說蠹民者戒”；順天府丞王家璧則擔憂鐵路運兵快捷，我可至，賊也可至，將使國防陷於四麵受敵的困境。
戈登臨終前夕給中國政府的十條建議
1880年，前洋槍隊領袖戈登再度來華，上書李鴻章，對中國外交軍事提出十條建議，隨後歸國，戰死於埃及。是謂《戈登遺言》：
一、中國與外國議約,當在中國開議。
二、與外國議約,須多用文字,少用語言。文書以簡明為貴,或先將其意暗詢別國。因各國互相猜忌,若某款吃虧,必為指出。
三、中國一日不去北京,則一日不可與人開釁。因都城距海口太近,無能阻擋,此為孤注險著。
四、陸軍無勁旅,則水師無退步。今宜先練陸師,再練水師。
五、所購船炮,甚為失計。當時若以購船炮之款,盡購新式槍,較為有益。俟陸軍練成勁旅,再購船炮。
六、中國有不能戰而好言戰者,皆當斬。
七、應多方幫助華商出洋,徑向製造廠購貨。
八、總稅司宜駐上海,專管稅務,不令攙越他事。若與外國公使議事,不宜令局外之洋人幹預。
九、當責成出使大臣,承辦外洋軍火。如與各國公使談論,有不諧之處,當令出使大臣,在外商辦。
十、亟宜設稅務學堂,令華人習學關稅事宜,以備代替外人。薪水宜照外人例優給。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編《晚清改革與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清史編年》第11卷《光緒朝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中華書局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