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864—1911。
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落幕；1911年，清室退位，辛亥革命催生出了一個新中國。前者意味著中興，後者意味著新生。在這中興與新生之間，有一個王朝日趨一日地走向窮途末路；更有一個新時代艱難地萌芽和恣意地生長。
在這中興與末路當中，死亡與新生之間，有一種怎樣的曆史邏輯——這是太多的論史雄文孜孜不倦探究的命題。但筆者並不相信存在著這樣一種曆史邏輯，因為一旦深入曆史的細節，那些宏大的“曆史必然性”往往會徹底喪失一切解釋的功能，立刻變得蒼白無力。筆者所冀求做到的，僅僅是呈現出某種曆史線索而已，這種線索當中有沒有“曆史必然性”一類的邏輯，筆者並不關心。
筆者關心的是細節的反思。“細節決定成敗”是句俗話，也是真言，在曆史當中同樣適用——洪秀全不滿足於隻做精神領袖，斌椿努力想用儒家術語把西方“清廷化”，曾國藩深信可以用“以命抵命”的模式處理教案，那些歸國的幼童成了有原罪的“思想犯”，以及維新領袖康有為的種種作偽……這些曆史的細節背後，都潛伏著成敗的契機；也唯有在這些細節裏，才能窺見真實的時代風貌，才能窺見一個真實的“中國從何處來，向何處去”。
今人求助於曆史，以反思“中國從何處來，向何處去”，這恰恰也正是曆史當日所期望突破的迷局。這是永恒的命題——正如所有對過去的反思和對未來的期許，都隻是想為當下找到一個真實的坐標一樣，一切對“中國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迷失，統統來自對“中國此刻何在，是何模樣”的困惑。古人有古人的困惑；今人有今人的困惑。這困惑的程度，誰也不比誰少一些。
所以，這是永無休止的追問——那些在1911年追問過“中國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人，同樣也在1864年、1865年、1866年……追問過。每一年他們都在追問；每一年他們都得出不一樣的結論。1864年不是追問的開始，正如1911年不是追問的結束。
本書隻是一種追問的方式，並未得出追問的答案。
1864天國亡於內部意識形態路線鬥爭
■年度事件：太平天國運動落幕
1864年6月，天京（今南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落下帷幕，一種“反傳統”的意識形態歸於失敗。
個中原因，後世總結頗多。但最關鍵之處卻極少被人提及——導致天國由頂點急速墜落的“天京事變”背後，是一場赤裸裸的披著權力鬥爭外衣的意識形態路線鬥爭。宗教領袖洪秀全與世俗領袖楊秀清之間的血腥內鬥，有著極複雜的內涵和極深刻的教訓。
洪秀全本隻是個純粹的“精神領袖”
洪秀全在1864年6月死於困城天京。一個月後，曾國藩把他從地下挖掘出來，所看到的是：“頭禿無發，須尚全存，已間白矣，左股胯肉猶未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