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相當於三屆美國總統的任期—弗拉基米爾？普京都掌管著這個全球國土麵積最大、自然資源豐富的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國家。然而，對於普京的真實身份各方仍然爭論不休。菲歐娜？希爾（Fiona Hill）和克利福德？加迪（Cifford Gaddy）[譯者注：美國最權威研究機構之—布魯金斯學會的兩名專家
] 在這個問題的研究上頗有建樹，正如本書所說，盡管從成長經曆和早期事業生涯來看，普京是典型的蘇聯人，然而，他卻不再是“普京同誌”，而成為了“普京先生”。普京與過去二十年間在俄羅斯迅速崛起的資本家們達成了協議—他們支持他奪取政治權利，而他則幫助他們積累財富。於是在“俄羅斯集團”和它的“裙帶資本家”之間建成了菲歐娜和克利福德筆下的“非法防護罩”。不止如此，普京還鼓勵政府官員，尤其是那些權力部門（其中就包括普京之前所屬的情報部門）斂集私人財產。蘇聯也存在高層腐敗的現象，但是與所有企業一樣，它是由國家壟斷的，然而今天，俄羅斯內部卻出現了一種不正當的公私合營關係。
普京出生時的那個國家和現在他領導下的這個國家信仰體係已經全然不同。那時的蘇聯對“民族資本主義者”嗤之以鼻，將宗教視為“人民的鴉片”，同時將自己的追隨者們稱為全球運動的先鋒隊。然而，普京卻並不是任何一種體係的信徒—他讚頌祖國俄羅斯，信奉東正教，並且將國家的未來寄望在前蘇聯的基礎上。
菲歐娜和克利福德證實，普京奉行“俄羅斯例外主義”—這一點符合他的政治抱負和議題。這是一種很原始的意識形態，可以追溯到19世紀，當時的親斯拉夫派對神秘的俄羅斯人精神和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宿命論堅信不疑，俄羅斯例外主義就來源於這種信念。普京在一次備受誤解的著名發言中痛惜道，“（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譯者注：地緣政治是政治地理學中的一種理論。它根據各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分析和預測世界或者地區範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
]災難”並不是蘇聯解體，而是蘇俄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初走向衰弱。這種觀點，連同他的其他一些觀點在內，都受到了眾多民族主義曆史學家和電影製作人尼基塔？米哈爾科夫（Nikita Mikhalkov）的影響。尼基塔？米哈爾科夫在奧斯卡獲獎電影《烈日灼身》（Burnt by the Sun）中對斯大林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控訴，因而聞名西方。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普京尋求“俄羅斯意識”的做法表明普京與沙皇之間存在某種共同點—他們都認為俄羅斯迫切需要一位最高領導人。克裏姆林宮並不缺少諸如分權、控製和製衡這樣的觀點。斯大林被尊稱為大帝（vozbd’，意思與Der führer和Il Duce相近[譯者注：Der führer和Duce都是元首、首領的意思，Der führer為德國元首希特勒的自稱，Duce則為意大利法西斯統治時期對墨索裏尼的稱呼。
]），即便是鮑裏斯？葉利欽—這位與普京相比各方麵都更希望改革的人—也習慣用沙皇（tsarstvovat’）來稱呼自己。
如菲歐娜和克利福德所說，“普京”非常小心地避免使用這些言語。原因有幾點，首先，他曾經當過步兵，做過克格勃的中級官員，這些經曆使他習慣於安靜地躲藏在偽裝之下。其次，如果你曾是一名情報人員，如今成了國家的“第一人”（這是普京在他的準自傳中采用的頭銜），你就沒有必要每天說大話—因為權力已然在你的手上。因此，盡管在普京眼裏誰也無法和他平起平坐，他仍舊要求同僚們稱呼自己“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爾洛維奇”，或者更為正式一些的“普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