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柏拉圖還有更多的反對者。亞伯拉罕·赫舍爾在《尋找人類的上帝：一種猶太教哲學》中宣稱，他用不上柏拉圖的對話錄。但是如果對他的討論做進一步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他更接近的是柏拉圖，而非維特根斯坦。不錯，他開宗明義地宣布，“對哲學家來說，善的觀念是最崇高的，但是對《聖經》而言，善的觀念隻能排在其次，沒有上帝它就無法存在”。然而他繼續說，隻有“眾神和善被當作兩個不同的實體”時，才會產生對話提出的問題。而“上帝的公正（即他的善）與他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這正是柏拉圖的結論，與維特根斯坦恰好相反！其根據就是柏拉圖提出的區別。赫舍爾事實上同意了柏拉圖和薇依的看法，即，上帝本質上是善的，善是他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點決定了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就是說，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因為上帝是善的。而不是：善之所以是善，因為善是上帝要求的。後者正是柏拉圖的反對者維特根斯坦所認可的觀點。
因而赫舍爾不需要麵對維特根斯坦所麵對的問題：如果上帝的要求不是基於善，我們為什麼要關心他的要求呢？我們應該害怕他的權力嗎？希伯來《聖經》某些部分確實強調了這一點，但是維特根斯坦自己仍聲稱，“如果我將上帝視為與我同樣的另一個人，我身外的一個人，隻是無限強大而已，那麼我應該視挑戰他為我的職責”。而說這話的維特根斯坦，如我們已知，跟朋友德魯裏說過，他是“百分之百的希伯來人”。《遊敘弗倫篇》似乎不僅成功地在康德與維特根斯坦之間，還在維特根斯坦與他自己之間扡進了一根楔子。
薇依在其神學宣言方麵的探索顯然像大海撈針，困難重重。但無論她如何努力，她無法隻靠思想而生存。孤獨絕望的她經常去“自由法國”總部，很幸運，在那裏她再次遇見了西蒙娜·黛茲（Simone Deitz）。這是她在馬賽認識的一個已皈依天主教的信徒。她問道：“和我做朋友好嗎？”她渴望有同伴，努力地找，於是找了她——這麼做違反了她自己的哲學。她曾認為，“渴望逃離孤獨是懦夫的表現。渴求友誼是一種偉大的缺陷……你會願為友誼而出賣靈魂”。她倆都希望去倫敦，她們在哈萊姆參加了一個急救培訓班，相信以後會有用。後來證明並無用處。但兩人的友誼確實有助於改善薇依可憐的飲食。薇依經常與這位朋友一家吃飯，黛茲的父親很精明，為了給她添食，他經常故意抨擊猶太教，說它不如基督教，趁薇依一心反駁時，便悄悄往她的餐盤裏多夾一些食物，她從來沒有發現過。
然而無論多吃還是少吃，她都在消瘦下去，傷心和愧疚交織。另一個朋友來幫她了，這次是莫裏斯·舒曼。九月中旬他捎話來說，戴高樂流亡政府的安德烈·菲利普將訪問紐約，他渴望與薇依合作。幾周後，他們見了麵，談妥了合作。薇依與朋友黛茲一起前往倫敦。時刻替她擔心的父母無論如何懇求，也不能一起隨行。她說：“如果我有幾條命，我一定給你們一條了。”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他們分開。
1942年11月10日，瑞典貨船瓦拉倫號載著薇依和另外十名乘客駛離了紐約港，黛茲在另一艘船上。第二天，離薇依離開法國還不到五個月的時間，德國軍隊突然進入維希。在警察的熱心幫助之下，他們圍捕了數千猶太人。在一種“以富人為靶子”的環境下，馬賽顯得格外突出。一共有25,000名男女、兒童被送進了集中營，他們的命運由此終結。這是薇依第二次蒙過了死神，第一次是在西班牙，這次是馬賽。不會有第三次。
薇依終於出發了。她這次是回家。橫渡大西洋花了兩周時間。甲板上，月光下，乘客們圍著薇依聽她講民間故事，大家問她為什麼吃這麼少，她回答說，她在法國的同胞們食物是配給的，她不願比他們吃得多，她絕不會違背這一原則（確實，她也沒有這個能力違背）。在利物浦登陸後，乘客被送到一個營地等待。由於她的左派關係，她被滯留了兩周。利用這一點閑暇，這位曾經的橄欖球冠軍隊隊員學會了打排球。看來薇依終於尋得了某種安寧。
然而尼采說，“安寧中，好戰的人類轉向折騰自己”。逃離了法國的戰爭，薇依急於用自己新獲得的平靜換取一個機會來與敵人進行戰鬥。但一如她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的冒險計劃受挫那樣，她為加入法國抵抗運動付出的努力同樣遇到極大的誤解：“她瘋了！”戴高樂說。她要空降到敵人後方去，確實有點瘋狂，或者說至少是不會被同意，因為且不說此舉肯定會喪命，還意味著置許多其他人於危險之中。但是戴高樂或任何其他人有權利拒絕給西蒙娜·薇依為法國犧牲的機會嗎？逼她因為悲傷和絕望而命喪異國，卻不允許她空降到敵後以英雄的暴力方式來接受犧牲，這是仁慈之舉嗎？逼她浪費自己的死亡（“人類獲得的最珍貴事物”）——從幸福的勇士變成悲傷的小醜，難道這是仁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