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後，傑克》的出版卻引起了批評爭議。“盡管俄羅斯流亡批評家們……對納博科夫這部作品的優點意見不一，但他們中許多人都同意這一點：他們不斷提到納博科夫的非俄羅斯化，提到他缺乏與俄羅斯文學和傳統的聯係。” 有人甚至指責納博科夫“使勁抄襲平庸的德國作品”。 這些批評都忽略了納博科夫這部作品是如何紮根於俄羅斯傳統。納博科夫的藝術哲學與俄羅斯帝國末期象征主義運動的三個基本的原則密切相關，強調個人主義和“藝術家在指出一個超越於感官世界的更高現實方麵的作用”。 納博科夫在晚年為其創作自由做了著名且很公開的辯護，其中就回響著白銀時代那些一流作家的觀點。波蘭作家斯坦尼斯瓦·普雷茨斯紮斯基認為，“藝術家既不是仆人，也不是向導;既不屬於民族，也不屬於世界；既不不服務於任何理念，也不服務於任何社會。”謝爾蓋·佳吉列夫說，“藝術的偉大力量恰恰在於它是自得其樂，為自我服務，當然首先是自由”。納博科夫克敵製勝的法寶——他作為小說複雜迷局的“布局者”——可見於別雷的觀點，“作品都是在與讀者玩捉迷藏”，隻有以正確的方式追蹤作家的頭緒，讀者才能找到“神奇的秘密”。 此外，“阿克梅派有意識的‘文學性’主張、對自律和工藝的重視”及其對“敏銳視覺”的“強調”，與納博科夫的觀點——對細節的密切注意和對目的與手段的精確運用——遙相呼應，正如納博科夫所說，“在崇高的藝術和純粹的科學中，細節就是一切”。 所有這些創作理論因子都將結合在他的第三部小說，那是關於一個國際象棋大師的悲劇故事，由於他對棋藝的癡迷，最終走向了自我毀滅。
1928年11月，即在小說發表兩個月後，德國的烏爾斯泰因出版社以7300馬克購買了《王，後，傑克》的版權，高出《瑪麗》版權的兩倍。這意味著納博科夫夫婦可以暫時喘口氣。1929年2月，他們出發前往比利牛斯山，納博科夫十年來第一次能夠追逐蝴蝶了。此間，他也開始創作新小說《防守》，在“鋪了一塊格子圖案桌布”的小桌子上寫作，桌上是“丟滿煙頭的煙灰缸”和“四卷本靠牆的俄語大詞典”。6月，他們帶著“精彩”的蝴蝶戰利品回到柏林；烏爾斯泰因出版社的錢還沒有花完，納博科夫夫婦就在在柏林南郊置了一塊地，準備建新房。他們整個夏天都待在那裏，但建房一事從未落實。這段時間納博科夫仍然忙於寫作，籌備來年要出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喬布歸來》。是年八月，他圈上新小說的“最後一個句號”：“一個玄而又玄東西”，寫的是“非常難的主題”。
納博科夫所說的“非常難的主題”包羅了社會、情感和心理的功能障礙：異化、孤獨、疏離、迷失、執迷、幻滅和瘋狂。作品的主人公盧仁是一個怪才，既古怪又可愛， “實際上就是個反英雄角色”，總是懼怕與這個物質世界打交道。國際象棋為他提供了避難所，這個空間的主宰是智力和想象力，超越了壓迫性的物質限製。正如在納博科夫先前的作品中一樣，愛情也（哪怕是短暫地）提供了保護的希望，但在《防守》中，盧仁對棋藝的熱愛壓倒了愛情，正是國際象棋成為他主要的“防守”，即便它對他的身體健康構成了最大威脅。他最初將包含自己世界的“那精確而無情地展開”的模式視為注定之命運的吉祥符號，但這些模式最終背叛他，圍住他，誘捕他進入一個無休止的還原循環。最終，盧仁別無選擇，隻有逃離“陷阱”，逃離棋盤的“邪惡的誘惑”，真的 “出局”：他從五樓的窗子縱身一跳自殺。
盧仁的墜死預示了納博科夫小說中其他主人公的行為選擇，走出這個世界，走進彼岸世界（如《光榮》中的馬丁，《斬首之邀》中的辛辛納特斯，《透明》中的休·珀森）。在《防守》中，盧仁之死簡潔地關閉了另一個還原循環：還是孩子時，在父母的鄉下屋子裏，盧仁爬出一扇窗戶，徒勞地想躲避上學。在納博科夫的這部作品中，盡管窗戶提供了進入“彼岸”世界的入口，但那令人眩暈的重力也是一股強大力量。他的許多主人公都被地心重力吸引而去。盧仁精神崩潰時也屈服於重力，但卻可笑地誤以為是醉酒。這一幕讓人想起20年代的無聲電影中喜劇演員的誇張噱頭。卓別林、勞埃德和基頓，這些喜劇演員都是納博科夫的最愛，他們的表演給他為藍鳥藝術團寫的“商業小品”帶來了靈感。 在《防守》中，國際象棋這一“非常難的主題”其實隱喻了盧仁掉入的那個神秘陷阱。他與物質世界產生衝突，但下棋隻提供臨時的自由，一種短暫的解脫，犧牲的卻是身心健康。同時，盧仁的經曆所具有的神秘維度還暗示，他的困境不僅受製於以棋為中心的病理學，或許還有更隱蔽、更飄忽的力量在起作用，暗示他的偏執不是完全沒有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