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銀行的常規業務之外，“北四行”還涉足貿易、保險、信托、工業管理等行業，比較有名的太平洋保險公司就是金城銀行創辦，後來又聯合中南、大陸、交通、國華五家銀行一起投資經營的。黃奕住還兼任了保險公司的董事長，將其業務覆蓋到了全國各主要省份以及新加坡、菲律賓等國家。
在中國近代金融史上，“北四行”的聯合經營無疑是一個創舉，這不僅壯大了四家銀行的資金運作實力，提高了其在中國銀行界的地位，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銀行業向前發展。因為這種聯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近代商業銀行正傾向於資本主義銀行業的聯合、集中經營模式。
說起“南三北四”，其實二者並不是那麼涇渭分明，毫無關係的。北京政府名義上屬於北洋軍閥，但是各派係之間明爭暗鬥，互相牽製，說是政治中心其實已經名不副實。但是上海作為金融中心卻是貨真價實的，江浙財團的實力在全國來看也是最為雄厚的。這不，北方的銀行家們明白過來之後紛紛把工作重心南移，彙合到上海來。
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先是由浙江吳興人錢新之擔任，錢新之高升到北京總行做總經理之後，改由原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分行的經理盛竹書擔任。如此一來，交通銀行和江浙財團很自然地融合到一起，況且交通銀行的大股東們也多是江浙籍的富商。“北四行”的總行逐漸都轉移到上海後，四行聯合準備庫拉攏從交通銀行離職的錢新之擔任主任，主持四行在上海的一切經營活動，從此“北四行”和江浙財團也拉上了關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早在1916年就是半獨立狀態，與北京總行聯係不那麼緊密，總負責人又是江浙財團的核心人物張嘉璈，中國銀行的情況和交通銀行非常相似。
這樣一來，為了共同的利益，“南三行”和“北四行”實際上已經結成了經濟同盟。
春天裏的金融大戲
中國近代銀行業在20世紀早期，按照地區的分布，自然地形成了幾個資本集團，包括以京津為中心的華北資本集團、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財團，還有以香港、廣州為中心的華南資本集團等。
除了赫赫有名的官辦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以及資金雄厚的“南三行”、“北四行”之外，中國大地尚有很多外商銀行的在華分行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私人銀行、軍辦銀行等。在民族工商業短暫的春天裏，各家銀行競相登場，在百年前的中國上演了一幕幕或張揚或低調的金融大戲。
先說華北集團，北洋政府定都在北京，這裏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對於銀行發行政府公債來說有先天的優勢。很多大官僚、大軍閥都住在京津地區，對於吸收大額存款也不成問題。這裏不僅有兩家國家銀行的總部，還有“北四行”以及東萊銀行和邊業銀行。
位於山東半島南端的濱海城市青島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在1897年被德國強行駐兵，“一戰”後，德國兵敗，這裏又被日本侵占，所以青島早期的金融業幾乎被外國銀行所壟斷。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們在其他城市積極行動時，青島本地銀行家也開始在夾縫中求生存。1918年，青島富商劉子山與成蘭圃、呂月堂共同出資200萬，創建了東萊銀行。東萊銀行在青島可是大大有名，老一輩的當地人都知道這是青島境內最早的華人銀行。經理劉子山經營有方，東萊銀行的存款額有幾年比“北四行”的金城和大陸銀行還要高出一截。
1928年，北方政局不穩，山東飽經戰亂，青島的投資環境惡化，東萊銀行總行遷到了北方地區工商業最為發達的天津，把青島的銀行改為分行。等到上海明確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之後，東萊銀行又一次將總行遷到了上海，慘淡經營。新中國成立後，東萊銀行被公私合營改組為青島分行。
邊業銀行是西北籌邊使徐樹錚於1919年設立的，取“開邊創業”之意，總行最早設在庫倫，後遷到北京。軍閥打仗內行，經營銀行可就外行了，所以經營上一直不太理想。後來邊業銀行被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控製，重新打理後在天津開業。隨著奉係軍閥的實力大漲，銀行經營也是水漲船高，日益興旺。西安事變之後，邊業銀行隨之退出曆史舞台。
20世紀20年代，還湧現了一批很有特色的軍辦銀行。最早的一家是1922年川軍第二軍軍長劉湘在重慶開設的中和銀行，主要負責籌備第二軍的軍餉。劉湘在重慶站穩腳跟之後，想方設法拉攏當地的富豪，以獲取經濟上的支持。他覺得開銀行就是種下一棵“搖錢樹”，開動印鈔機就會財源滾滾來。可是當地老百姓不認同他的中和銀行，劉湘隻好軍商合辦，請了當地名人溫友鬆出任經理。
最大的軍辦銀行當屬馮玉祥開辦的西北銀行。西北銀行隨著西北軍的勢力擴張，在鼎盛時期一度成為西北五省唯一的一家軍辦銀行，資金也有1000萬元之巨，幾乎可以和國民政府的央行分庭抗禮了。不過軍辦銀行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命運，資金實力與軍隊實力成正比，注定無法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