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真實、具有電影風格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在一百頁左右的篇幅裏再現了50年代哥倫比亞的政治氛圍。小說情節簡單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主人公上校為一封信等了十五年，他相信這封信很快會到，能帶給他發放退役軍官養老金的消息。小說主要內容是描寫上校和老伴——無名無姓，就是“老伴”——在保持尊嚴的前提下，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故事時間跨度不長， 50年代某年的10月至12月（可能是蘇伊士運河危機的1956年，因為小說中兩次提及這場危機；見第25頁、第41頁）。無所不知的第三人稱敘事者並沒有直接提供細節，而是讀者被故事吸引，根據對話所透露的信息，逐漸勾勒出人物生平的輪廓。我們很快就發現，上校和老伴因為失去兒子阿古斯丁而深受打擊，而後其死因逐漸透露，原來他卷入反政府活動，並且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部中篇小說最無從捉摸的，不是出現在書名裏的那封信，而是上校家的公雞：盡管他和老伴已經無異於在慢慢餓死，上校依然拒絕把公雞賣掉。公雞有象征性的價值，除了有不吉祥的含義，讓人聯想到死亡之外（第71頁），還讓人聯想到左派意識形態、老兩口死去的兒子（公雞曾經是阿古斯丁的）、人們對更加光明的未來的期盼（小說快結束時提到的“幻覺”，第70頁）等等。這樣，公雞就代表了人們生存下去的決心，雖然他們麵對的是最卑鄙的政治壓迫。《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主題，正如魯文·佩拉約所言，是哥倫比亞權勢階層的腐敗。還在巴黎的時候，加西亞·馬爾克斯就一直在寫《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誠如傑拉德·馬丁所言，在某個層麵上，這部小說以虛擬的形式，對他當時與西班牙女演員塔奇雅相戀時真實的日常生活進行了再創作。同樣重要的是，小說帶給讀者“等待”的強烈感覺。馬爾克斯無異於創作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哥倫比亞的戈多形象：“他坐在燃燒的泥爐子旁邊，等著茶水煮開……這時，上校覺得好像內髒裏有毒蘑菇和百合在生長。這是十月份。”（第56頁）蘑菇和百合在他身體裏生長，這個怪誕的意象當然會讓我們聯想到馬爾克斯早期作品中對死亡的特別關注，但是對馬爾克斯來說，這也是十分有個人特色的意象。在T. S. 艾略特看來，四月份是“最殘忍的月份” ，然而在屬於馬爾克斯個人的象征庫裏，與死亡、厄運還有茶壺（pava）聯係在一起的總是十月份。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上校顯然是作者的化身（他們都在等待永遠沒有寄到的彙款；都感覺到好像已經死了；都討厭十月份）。小說的意象構成是多層麵的，正如馬爾克斯所指出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出發點，是一個在巴蘭基亞市場等著看輪船下水的男子，默默的，有些焦急；多年以後，在巴黎，我發現自己在等待一封信——很可能是彙款——同樣有些焦急，這讓我覺得跟那個記憶中的男子很相似。”當然，還有童年記憶：記得當年外公參加1899至1902年的千日戰爭之後，很多年來一直等待著領取退役軍人養老金（見本書第1章）。第三個層麵是政治上的諷喻，小說其實也是關於哥倫比亞的政治緊張局勢，尤其是暴力衝突所帶來的恐怖，這從小說中的隻言片語可見一斑，例如上校的評論，“這次喪禮可是件大事兒呢……多少年了，頭一回有人自然死亡”（第11頁）；此外還有他們的兒子阿古斯丁未加解釋的死因。在第四個層麵上，小說受到德·西卡的影片《翁貝托·D.》（Umberto D.）的影響；跟加西亞·埃斯皮諾薩和蒂頓一樣，馬爾克斯這個時期小說的創作風格深受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影響。最後，同樣重要的是，小說帶有自傳成分，作者寫作時的個人經曆也是不可忽略的影響，馬爾克斯把他與塔奇雅之間的關係寫入了小說的某些細節。 這就是馬爾克斯小說的絕妙之處，其創作源泉至少有五個層麵，包括（1）令人難忘的視覺形象；(2) 童年記憶；（3）寫作時的生活細節；（4）用某種文學技巧來構建小說，換言之，將這種技巧變為藝術（《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的技巧受德·西卡的啟發， 50年代早期的靈感則來自卡夫卡）；以及（5）借助文學隱喻而產生的政治諷喻，通常出現於看似無意的隻言片語，其實是冰山一角。這五個層麵相互交織，緊密相連，隻有精密的刀鋒才能將其剝離，正所謂 “無斧鑿痕方為真藝術”（ars celare artem）；例如，塔奇雅的人工流產， 不可思議地與自由黨事業的失敗聯係在一起（兩者都涵括在已經死去的兒子阿古斯丁身上）；這就是為什麼馬爾克斯的小說總是讓人有一種真實感，因為其中有五分之四的真實和五分之一的虛擬。唯一的難題是，真實從來不是某個單一事件，而是四個真實情景在美學上通融交彙所產生的一個藝術層麵。這既是真實的，也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是一篇藝術力作，在一對老夫妻的日常生活這樣一個看起來非常狹窄的框架裏，作者成功地嵌入了國家命運的寓言畫卷。確實，馬爾克斯這個時期（50年代中後期）小說作品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刻畫哥倫比亞潛在的政治怒火，用安赫爾·拉馬的話說，這個國家“生活在曠日持久的暴力狀態，不是公開暴力，就是暗藏的暴力威脅” （筆者譯）。 短篇小說《大媽媽的葬禮》是拉丁美洲政治諷喻文學的開山之作，其中主要人物，是個被恰如其分地稱作“大媽媽”的女人，馬爾克斯借用大媽媽的葬禮，諷喻拉丁美洲後殖民時期怪誕的政治現實。小說創作於1959年5、6月間，也就是說，幾乎可以看作是對古巴革命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作出的直接回應。開篇伊始，似乎沒有什麼跡象表明這是政治諷喻小說，但是大媽媽掌管的事兒被一一羅列，她的權力是如此之大，讀者不難看出，這是對始於西班牙征服者，並且延續至今的權迷心竅和濫用權力的諷喻；當這部小說在60年代被更多的人注意到的時候，公眾的反應隻能用“革命性的”來描寫。所有細節——尤其是關係到大媽媽占為己有的、各種物質或者抽象的東西——漸漸使故事的敘述變成了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