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參見 Safire，Before the Fall，p.491，其中引述了伯恩斯1970年的講話。又見Burton Abrams，“How Richard Nixon Pressured Arthur Burns: Evidence from the Nixon Tap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no.4（Fall 2006）: 177-188。
［31］ 參見John Connally，In History’s Shadow: An American Odyssey（New York: Hyperion，1993），p.235。
［32］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5，1970，未指明出處。
［33］ 參見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5，1970，p.A1。
［34］ 同上。
［35］ 這是沃爾克對芭芭拉說的一句話。其下的對話基於保羅·沃爾克的回憶。
［36］ 參見Herbert Stein，Presidential Economics（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84），p.162。
［37］ 參見Safire，Before the Fall，p.497。
［38］ 當然，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並不是真的惡毒之人。保羅·麥克拉肯、赫伯特·斯坦和亨德裏克·豪塔克都是一流的經濟學家，跟他們在一起工作深感愉快。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我在1970～1971年間曾從紐約大學停薪留職，加入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做高級經濟學家。
［39］ 這封信落款日期是1970年4月27日，參見Papers of Paul Volck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108473。寫信兩天前，有報道（New York Times，April 25，1970，p.46）暗示沃爾克將支持擴大現有體係下的彙率浮動區間。
［40］ 對保羅·沃爾克的私人訪談內容。
［41］ 對話出自保羅·沃爾克的回憶。
［42］ 參見“Contingency Planning: Op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roblem，”March 14，1971，Papers of Paul Volck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0108477。
［43］ 對保羅·沃爾克的私人訪談記錄。1971年3月14日那份題為《應急計劃--國際貨幣問題的政策選擇》的報告首頁上有這樣一句話：“預計很可能發生的事件--沒準就會在幾個星期內發生--將引起美元的投機狂潮，對當前固定彙率體製的一個或多個基本要素形成壓力。”出處：“Contingency Planning: Op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roblem”，Papers of Paul Volck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Archives，Box 0108477。
［44］ 參見“Contingency Planning: Op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roblem，”March 14，1971，pp.5-6。
［45］ 同上，第33頁。15%這個數字是根據約翰·奧頓所作的統計分析得出的結論。奧頓是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在沃爾克領導下工作（參見Volcker and Gyohten，Changing Fortunes，p.72）。
［46］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日產的品牌在美國都叫達特桑。
［47］ 中國在21世紀頭十年采取了類似的策略，將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幣值固定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上，以鼓勵美國人進口中國生產的從棉織襯衫到鐵質井蓋的任何商品。
［48］ 參見“Contingency Planning: Op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roblem，”March 14，1971，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