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英時：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著有《曆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曆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朱熹的曆史世界》、《重尋胡適曆程》等。
思想人餘英時
2011年在我個人心靈史上是頗不平靜的一年。世事無常，人心變幻，家國多事，各種思想在腦海衝浪。這一年，我和餘英時先生越洋通話甚密，餘先生總為我解惑。正式發表的“公共話題”則是關於辛亥革命。國人仿佛有“百年情結”，辛亥革命百年之際，媒體同行的紀念專題鋪天蓋地，當中自然不乏借百年老酒杯澆新時代塊壘。而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向餘英時和金耀基二位先生請教。
餘英時很早就研究“革命”。1953年10月20日，餘英時在香港為《民主革命論》一書寫的代序開頭就說：“近百年來我們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光明的時代，這是黑暗的時代;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這，走向天堂;這，步往地獄！’而我則從懷疑革命，憎惡革命，轉而開始了我對革命的研究。”完成這本書的時候，餘英時二十三歲，其文筆之成熟讓我心折，而思想之深刻，至今讀來仍不過時。
有一次，我跟餘先生說，陳之藩先生寫《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時，也隻有二十二三歲，其思想上的先知先覺讓我驚訝。當整個時代的風氣變換時，陳之藩已經對“革命”看得十分透徹。後來的曆史一一證實了陳之藩的看法。驚濤駭浪的席卷之下，“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憑空掉下餡餅，不信地上忽現天堂，隻信一點一滴的、一尺一寸的進步與改造”，正是胡適、陳之藩、餘英時的共識。
當年餘英時在《民主革命論》中認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如範仲淹所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亭林則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餘英時特別指出：“革命不是少數人出風頭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現雄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殺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這個階級消滅那個階級的事，它是全麵社會的重建，整個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進。”
而今回首百年，餘英時認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願改革的結果。辛亥革命並不是暴力革命，沒有流太多血，共和製度向前跨進了一步。中國人要做共和之夢，但是辛亥革命之後有一些國內外的惡勢力，把這個夢想擋住了。這些惡勢力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於不顧。然而，中國的民間社會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寬鬆自由的空氣。
從曆史來看，民國自有許多亂象。但是在中國思想史上，民初的文化界仿佛天才成群而來，所謂“民國風度”至今為一些人津津樂道，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我看來，餘英時先生是一位具有舊派風度的現代學者，筆下深含溫情和理解，對世界的關懷與思考正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李懷宇：1911年發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餘英時：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變，光緒皇帝聽了康有為這些漢人的話，要進行改革，要奪慈禧太後的權，這是使她傷心欲絕的，她從此就防止把權力交給漢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變以後，越來越控製政權，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國”。滿人不能放棄政權的觀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後死也沒改變，權力都是集中在滿人手上，他們對袁世凱也不放心。袁世凱到後來是告老回鄉。武昌首義發生以後，清政府收拾不了，因為軍隊聽袁世凱的話，不得不招他回來。我認為滿漢的界線到晚清更厲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憲也一再拖延。那時候大家已經不耐煩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問題就來了，滿人對漢人越來越怕，到最後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大。早期的孫中山還給李鴻章寫過信，那時候不是主張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滿人一再拒絕改革逼出來的。
我常常說，清廷等於一個黨一樣，內務府就等於黨的總部。到晚年，政府要抓權，不肯放鬆，這樣子矛盾越來越大了，當然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高，到最後就沒有辦法調和了。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但是，君主立憲的人慢慢動搖了，因為慈禧抓住大權不肯放鬆。這不是導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為、梁啟超後來在日本辯論不過孫中山領導的汪精衛等人，漢人的民族仇恨的回憶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來了，兩邊各走極端，非革命不可了。不過，那時候的革命也不像後來的革命，組織並不是很嚴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會的組織。秘密社會是孫中山想利用的，發動軍人仇滿，不願給滿人效忠了。後來黎元洪被逼參加革命，也是這樣的道理。
李懷宇：在1911年以前，中國人有沒有共和的夢想？
餘英時：很少人有這樣的想法。從另外一方麵講，康有為也提出過“共和”、“民主”的名字，還有香港一些政論家像鄭觀應，主要是受西方的影響。“共和”是老名詞，本來周朝就有“共和”的說法，指厲王出奔，由兩個貴族領袖共同執政。雖然不是現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觀念。
李懷宇：1911年發生武昌首義，是不是有偶然性？
餘英時：當然有偶然性，革命黨暗地裏在軍隊中找同情的人。本來有一個計劃，被揭發出來了，提早了。當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廣州的黃花崗起義，那是很震動人心的一次，像林覺民的《與妻書》是感動很多人的，發生了意外的宣傳效果。人的正義感是不能消滅的，總有人要奮不顧身，這是很奇妙的。
李懷宇：當時同盟會在武昌首義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餘英時：同盟會裏孫中山跟黃興又分開了，孫中山那時在美國捐錢，武昌事變爆發以後，才趕回來。而黃興先去了武漢，但是沒有成功，他自己沒有足夠的軍隊，還是要靠黎元洪帶的一批新軍。那時候袁世凱有最雄厚的軍事力量，他上來以後，革命軍是打不過的，但是袁世凱想消滅革命軍也很難。那時候因為光緒已經死了，君主立憲沒有辦法號召了，而袁世凱就想借此機會抓權了，所以先是讓他來撲滅革命軍，後是讓他為兩邊主持和議，讓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沒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國大革命，也不像俄國革命，甚至不像國民黨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體製忽然就改換了，所謂的天子是三歲登基的宣統，不可能號召起國人向他盡忠的心理，如果光緒還活著，可能有這樣的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