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資本主義興起的原動力不是技術突破而是市場興起。西歐產品差異大，水路運費低，商品交換有利可圖，吸引人們發展商品市場。中國東西方向產品差異小，南北方向陸路運費高，商品交換無利可圖，農民的“合理選擇”是調整產品結構以滿足需求，自給自足導致社會長期停滯。
關鍵詞 ：
無差異；陸路；市場；停滯
現代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製度和經濟結構，都是經濟人在特定客觀環境下“合理選擇”的結果。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這種客觀環境主要就是自然地理環境。早在18世紀前期，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就認識到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更是非常重視“曆史的地理基礎”。普列漢諾夫在其闡述曆史唯物主義的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論證了地理環境對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筆者受這些思想的啟發，多年來力圖探明近代西歐興起和中國落伍的地理根源。本文就是探討的成果。
一
傳統觀點認為，技術突破是西歐興起的原動力。技術突破促進了生產
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分工，加速了市場形成，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興起。
這一觀點沒有解釋：技術突破是偶然出現的，還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為什麼中世紀後期西歐出現了那麼多技術突破，而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兩千多年中，生產技術卻幾乎沒有出現任何重大突破？如果具有某種必然性，那麼這種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
·諾思（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等人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闡明了技術創新的原理和西歐興起原因。
人類曆史上的許多發明創造具有偶然性。例如，魯班發明鋸子的故事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這一發明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偶然性的發明和創新能否對社會發展起重要作用，取決於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例如，南歐人很早就發明了利用水力和風力的技術，但這些技術在南歐並未起到多大作用。到10至11世紀時，西歐采用了這些技術，製（建）造了水力碾磨機、羊毛漂洗機和風力磨房，大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為什麼這些技術在南歐未起到多大作用而在西歐起到了重大作用呢？答案是南歐不存在而西歐存在對它們的市場需求，因為利用這些技術建造相應的設備需要大量資金，隻有在生產大量產品的情況下才經濟合算，而大量產品都是為市場生產的，但南歐缺乏大量銷售產品的市場。如果沒有廣闊的市場需求，西歐也不會采用這些技術。可見，偶然性的發明創造能否對社會發展起重大作用，取決於市場對它們的“需求”程度。
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到西歐以後，“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羅盤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卻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馬克思語）。人們過去一直對四大發明在中國沒有起到多大作用感到迷惑不解，現在看來，它們之所以在中國未起到多大作用，完全是由於在中國采用這些技術的人得不到什麼利益，社會幾乎不存在對它們的“需求”；同樣，它們之所以對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起到了重大作用，則是因為當時的歐洲社會對它們存在著巨大的市場需求，采用這些技術能夠使人獲得具體利益。
根據成本收益原理分析，曆史上偶然性的發明創造之所以出現不少，是由於這些發明創造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與偶然性的發明創造不同，按照特定目標進行研製而取得的技術成果，往往需要花費很高代價，是否有人願意承擔這樣的代價，就要看這一研製是否有利可圖。我們以人類發明計時鍾的過程為例作一說明。
隨著海洋運輸的發展，急需確定輪船在海洋中的經度和緯度。人們早就知道測定北極星的頂垂線或太陽在中天的垂線都可以求得緯度，於是關鍵問題就歸結為如何測定經度。15世紀葡萄牙的亨利親王召集一批數學家研究測定經度的方法，最後又歸結到需要一台在遠洋航行期間保持精確的計時鍾。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為發明計時鍾懸賞1000金克朗，荷蘭把賞金提高到10萬弗羅林，而英國最後懸賞的賞金依天文鍾的精確度定為1萬至4萬鎊不等。直到18世紀，英國的哈裏森為此耗費了半生精力最後獲得了這筆賞金。如果哈裏森未研製成功而突患急病死亡，計時鍾也一定會被其他人發明出來，因為隻要巨額懸賞存在，總會有一些人耗費時間和經曆去從事研製工作。發明計時鍾對社會的利益是巨大的，但如果沒有各國政府懸賞，發明者從中得到的收益遠遠低於他所付出的代價，便不會有人為了社會的利益而破費個人財產去進行研製。懸賞是刺激人們努力發明創造的有效途徑。不過，政府懸賞的隻能是重大而緊迫的項目，每個項目都靠政府懸賞是不現實的。為了對發明創新給予經常的刺激，英國最早創立了保護知識產權的專利製度。而在發明者利益得不到保護的社會中，人們受“白搭車”利益的刺激，對於那些容易被人仿製因而個人預期收益顯然低於預期成本的項目，就都想等待別人發明出來之後去進行仿製，於是社會隻可能出現一些幾乎不需要什麼成本的簡單的或偶然性的發明創造。在偶然性的發明創造都已經出現並被人們利用以後，生產技術就會限於停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生產技術的長期停滯，就是這一原理造成的。
不過，當西歐技術突破出現時，專利製度還沒有形成。因此，西歐生產技術的突破，並不是專利製度刺激的結果。那麼，西歐的技術突破是如何出現的呢？
9世紀初，當封建主義和莊園製度在西歐形成時，莊園之間還有很多空地未加以利用，許多邊遠地區尚未開墾。當人口增長達到飽和以後，就會溢出到一些尚未開墾的地區。新老地區自然條件和人地比例有較大差異，導致產品存在較大差異，產品差異引起交換的需要，結果在地理位置適中處，逐步形成了定期集市，以後又發展成永久性市場。市場逐漸形成了一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規則、組織和製度，例如委托製使得商人可以利用外地同行做遠距離生意；合夥製可以使小商人參加大批量物品的貿易；保險公司分散了遠距離貿易的風險；銀行存貸製度使借款人能夠利用他人的資金完成生產和經營活動；彙票製度則降低了攜帶資金的風險，並且創造了新的流通手段……這些製度和組織都方便了交易過程，降低了交易費用，增加了盈利機會。盈利又吸引更遠的地區和更多的商人加入到市場活動中來。市場具有規模經濟效益，範圍越大效率也越高。市場盈利使擴大生產規模有利可圖。靠近市場的地區信息靈通，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生產，逐步形成了專業化的生產中心。那時西歐主要的製造品是羊毛織品，其製造過程可以分解為許多細小的工序，精細的分工使人們隻需要重複簡單的操作，“將人們天生的發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難題上”（諾思語），為生產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可能。
西歐一係列的技術突破，就是這樣出現的。
過去，人們一直以為技術突破是西歐生產擴大、市場興起和社會進步的初始原因。諾思通過研究西歐興起的過程證明，技術突破是生產規模擴大引起的勞動分工的結果。從經濟人“理性選擇原理”來看，技術突破是人們利用市場擴張所帶來的盈利機會的結果。因此，西歐經濟興起的基礎不是技術突破而是市場興起。
我們根據諾思闡明的原理可以知道，近代以來西歐和中國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差異，歸根到底是市場發展狀況的差異造成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和西歐市場發展的狀況為什麼出現重大差異呢？下麵我們討論市場發展的有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