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事兒的時候，社員還都能以生產隊為家，每個勞力掙的工分基本上能換回全家一年的吃穿，日子清苦中充滿歡樂，村子裏的人丁也就自然興旺。
每當聽說哪家新生了孩子，我就纏著爹媽追問孩子是從哪裏來的。剛開始的時候，大人們還打岔，想把這個答案含糊過去；後來見我實在難纏，就告訴我說，孩子是刨糞堆的時候刨出來的，誰揀著歸誰。得到這個回答，我就在當年開春備耕的時候，堅持跟著大人到隊裏的糞場，細心地看社員們有沒有刨出孩子來。我的舉動引來所有社員新奇的目光和開心的笑聲。
白天去找小孩，晚上就去隊裏的會場湊熱鬧。
那時候生產隊每天晚上都開會，開會的主題也隻有一個，批判曆史反革命、土匪劉興月。別看劉興月現在是個畢恭畢敬、見人就笑的老頭兒，但年輕時可是遠近聞名的土匪；聽說他每隻手拿支匣子槍，能同時打掉樹上的兩隻鳥。
批鬥的程序也是一樣的，劉興月胸前戴個大牌子，在台上低頭認罪，屁股撅起的高度要超過頭才算合格。之後隊長開始念毛主席語錄，中間社員要喊口號。劉興月隻能一個姿勢一動不動，直到批鬥會結束。
有一天，隊長正在講話，台上的劉興月突然忍不住了，咣地一聲放了一個很響的大屁，整個會場裏都聽得清清楚楚。大家立馬轟堂大笑起來，連隊長也樂得腰彎得和劉興月一樣了。接下來，隊長在大夥的笑聲中宣布，由於劉興月積極配合改造，從即日起摘下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劉興月激動得直接跪在地上給隊長磕頭，給大夥磕頭。
雖然不用挨鬥了，但劉興月的身體被折騰垮了。沒兩個月他一病不起，隻是躺在炕上說胡話。但他的胡話一點兒都不反革命，隻是說好啊，好啊，好啊。挨批鬥的時間太久，他已經把不許亂說亂動的概念帶進潛意識裏了。沒幾天，熬不住的劉興月去世了。
孩子是從哪裏來的這個問題還沒有弄清楚，我又真切地麵對人之生死了。
看到劉興月的死和他的家人悲傷的樣子，我突然想到，自己的父母是不是也會死去?如果他們死了，我該怎麼辦呢?這回沒有去問父母，隻是有的時候想著想著就會悄悄地哭泣，即使父母發現了追問，我也堅持不告訴他們原因。
由於年齡太小，身心還經不起生與死這個重大課題的疊壓衝撞。
背負著這個沉重的問題，自己在不知不覺中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