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認人民公社的成功，就意味著對黨方針政策的質疑，對毛澤東的決策質疑。黨內一些領導人被那場饑荒大災難所震撼，並深深自責。為了當前經濟利益，他們更願意在意識形態作出妥協，以顧及人民的實際利益。毛澤東有了越來越多的對立者，尤其是20世紀60年初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劉少奇支持包幹到戶，鄧小平則拋出“白貓，黑貓”論。毛澤東敏感地認為，反對他的力量不再是零散的個人，而是一個集團，一個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1962年開始，毛澤東有意識地號召進行階級鬥爭。經過4年醞釀，階級鬥爭大爆發，中南海的院子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最後一行就是毛澤東的簽名。“文化大革命”隨即風起雲湧。
對農村方針政策的分歧被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分歧甚至階級立場的對錯，人民公社更是分歧的焦點。那麼，在清算各種傾向的錯誤的同時，必然會強化肯定人民公社的論斷，任何有利於人民公社的論據將會被無限放大。於是，大寨這個偏僻、貧窮、交通不便的小山溝一躍成為整個中國農村的樣板。而僅僅是一個農業樣板，成為全國農村競相學習的生產模式，大寨還不足以讓陳永貴官至副總理。
階級鬥爭的風越刮越猛，大寨見風使舵，由全國農村生產榜樣轉變為政治鬥爭標杆。按陳永貴的說法，在那場讓自己聲名鵲起的水災中，大寨人走投無路時，“沒有辦法了，我們請教毛主席著作，越學越清，越學越通，越學越紅，越學越有辦法”。從此，大寨傳遞著一個理念，“困難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毛澤東思想”。為此，山西省省委書記陶魯笳宣稱，“毛澤東政治第一，赫魯曉夫是經濟第一，這是毛澤東思想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根本區別之一”。而隨著“紅色革命”熱浪席卷全國，陳永貴也由政治上的亦步亦趨發展為追隨上級的政治要求——上級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他就跟著說“要讓地富反壞怕我們”。
1965年夏，陳永貴在大寨成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核心小組，“不信天，不信地，最信毛主席”。大寨的政治運動瞬間在全國普及，昔陽短短幾周時間內成立了1584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小組。毛澤東著作要天天讀，公社社員在勞作之前要先讀書，識字的人誦讀，其他人聽完後還要報告學習體會，每個人必須按時參加，不能遲到早退。
當然，陳永貴相當善於在政治上審時度勢。“文化大革命”剛開始，他立即在報紙上發表了批判“三家村”（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副市長吳晗以及文人廖沫沙）的文章。一個月後，他發表第二篇文章，表示要“奪掉權威的霸權”。陳永貴輿論上的跟風，很快使其在政治上受到越來越多人的吹捧，受到鼓勵的他預謀“奪取地方政權”。
1967年2月9日，陳永貴在昔陽縣的廣場中心主持了群眾集會，給他的上級背上“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他一方麵義憤填膺地痛斥他們的罪行，另一方麵也激情澎湃地號召革命同誌聯合起來打破舊的權力機構。陳永貴的權力在這場政治風波中迅速膨脹：兩天後，全縣農民造反組織推舉他為領袖。兩個月後，這個臨時性指揮中心成為官方組織，陳永貴成為縣革命委員會主任和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得到權力的陳永貴，以更高的熱情與鐵麵無私來推動他的運動。在他看來，專政的力量必須覆蓋所有農民，不能有絲毫懈怠。資本主義無孔不入，城市裏被堵死了自由市場，就跑到窮鄉僻壤開辟自留地；自留地被摧毀了，就到農村化公為私。為打擊資本主義，大寨實施全麵專政，“鬥”則是最有力最直接的批判方式，“就是鬥。我們鬥了這二十多年，不鬥則修，不鬥則亡”。
隻有300多人的大寨，三年參與批判會的人數超過10萬，這意味著平均每個人在一年時間內就參與了上百次的批判會。批鬥會如此頻繁，以至於一些批鬥者挖空心思尋找批鬥的靶子：一句冒犯當權者的玩笑，戴了一件時尚玩意，穿了一件花哨衣服，在勞動中毀壞了農具……大寨的批鬥會草木皆兵。而有關經濟的問題，早已超出陳永貴關心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