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軍說。李靜在節目中脫口而出：“就是那句話嘛，生命本不值錢。”
這話就出自《戴頭戴腦》，原句是“我是個‘野孩子’，生命本不值錢。”
李靜第一次讀到這句話便是心中一顫，她多少有些明白了戴軍臉上那燦爛的傻笑，是經曆了多少無助之後的豁達。不知是誰說過，“我承認身後的陰影，是因為我正麵對陽光。”
李靜要幫戴軍找到海豚。她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也要辦成這件事，而且一定不能提前讓戴軍知道。於是，當節目現場開始播放李靜和編導在自然博物館上躥下跳尋找海豚蹤跡的鏡頭時，戴軍徹底傻眼了。他沒想到，有人會為了他那微不足道的個人情結去忙活，而這個人正是自己的搭檔。終於，通過當年製作標本的人，李靜在博物館的一個倉庫中找到了其中的一隻海豚，當當。她站在小小的海豚旁邊，對著鏡頭說：“戴軍我找到了，你的好朋友當當。”
她摸了摸當當的脊背，一如在撫摸一隻有溫度的小生命。“拍張照給你帶回去擱在床頭好不好？”李靜用哄小孩的語氣說著，“還有你看這是什麼？一張全年的免票，是館長親自給你的，他說你什麼時候想到這裏來看當當都可以。”
李靜從頭到尾都是笑著的，她想，這是一個開心的過程呀，但最後她還是沒忍住在現場流下了眼淚。“喜歡嗎？”“喜歡。”
戴軍點點頭，“不但有海豚還有野豬和野牛。”
“雖然生命本不值錢，但生命隻要生活在世上，準會留下痕跡。”
李靜說。這就是她一直以來想要回贈給戴軍的禮物。2002年，盡管她還有很多事沒有做到，至少她為戴軍找到了心愛的當當，至少她已為自己打破了第一層殼。就隻剩下那最後一層殼了。盡管她還是不願別人叫她“李總”，但她很明白，“超訪”需要錢，它是一樁生意。比起主持人的殼，經營者的殼是更難打破的，如果說前者是一種回歸的表達，那後者便需要一套全新的語言，以將“超訪”的潛力翻譯成市場理解的價值。而當時民營電視的盈利模式依舊非常單一：把節目免費給到電視台，然後換取幾分鍾的廣告。這種模式總是讓民營電視陷入疲於奔命的狀態，它們既要負責製作內容，又要負責出售廣告。這層殼，其實困住了大多數的人。但李靜依然慢慢勝出，努力打破著這層與她共生多年的硬殼。一天，她把發行總監叫到麵前說：“我要賣節目”。發行總監說：“中國從來沒有賣節目的，隻有賣電視劇的。”
李靜不服氣，她背上自己的大包，一如一年前那樣，坐著飛機、火車開始到各個地方電視台去“賣節目”。而事實證明，她的選擇是正確的。當李靜拿到第50個電視台的合同時，她知道“超訪”開始賺錢了。這是一個意義非凡的轉折。李靜、戴軍，還有“超訪家族”的每一個人，都前所未有地暢快與振奮。但李靜還是莫名覺得少了點什麼，比如一個正式的奇跡，一個儀式。2003年早春的一天，李靜正在大街上走著，看到一個報亭，就停下買了一本《新周刊》。她喜歡這本雜誌，有態度。雖然不是期期都看，但隻要碰上就會買一本。翻開目錄，李靜看到這一期刊登了“2002中國電視節目榜”。她饒有興致地翻到榜單那一頁，低頭順著榜單往下看，卻在看到“最佳談話類節目主持人”那一欄時，愣住了。足足呆了30秒，李靜深深吐出一口氣，趕緊打電話給老搭檔。“戴軍，咱倆獲獎了！《新周刊》的最佳談話主持人！”“不是吧？！沒人通知我？！”“真的！我買回去給你看！”李靜跑回報亭，一口氣買下十本《新周刊》，抱回了公司。經查證，這個獎是真的。“2002年中國最佳談話類節目主持人”不是別人，就是全然在狀況之外的李靜和戴軍。當年入圍的還有陳魯豫、朱軍等中國一線主持人。《新周刊》的頒獎詞這樣寫道：“中國主持拍檔的新典範代表，戴軍幽默風趣，李靜插科打諢，兩人默契得天衣無縫，現場爆笑，絕無冷場，情牽之處，亦能以迂回情長的細節化處理控製節奏，詮釋明星之技已具超級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