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卷即將出版的中文翻譯《茶之書》樣稿，擺放在案頭。加之從前讀過的三種，這是我看到的第四部岡倉天心的《茶之書》中譯本，相信這隻是一個不完全的統計。
自岡倉天心的英文著作The Book of Tea（《茶之書》）1906年在美國出版，立刻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進入了美國的教科書，至今已有十幾種語言譯本，百年暢銷不衰。有人稱其為日本文化不朽之篇，不是沒有道理的。
《茶之書》之所以在時間和空間的茶席坐標上贏得經典之譽，固然與其圍繞著“茶”這一重要的核心內容展開息息相關，但其展現的形式自身，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我讀岡倉天心的《茶之書》，一方麵每每被天心那激情澎湃、一言以蔽之的滔天詩情深深感染，一方麵又不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是一位天才東方藝術家的“茶論”，而恰恰是假借藝術的翅膀，“日本茶道”才得以在全球文化的天空得以展翅飛翔。
我們大可以從此書誕生的語境說起。1906年的岡倉天心，正當四十年華，出生於日本橫濱一個下級武士家庭，經曆了幼年開始的漢學啟蒙；7歲開始的西學教育；16歲開始的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生涯；19歲開始的日本文部省美術教育職場曆練；23歲開始與美國東方藝術研究學者芬諾洛薩的歐美藝術考察；27歲開始的東京美術學校校長地位——其間的東方日本現代藝術觀橫空出世，其愛情卻悲愴而又不免不倫；直至1893年起多次去中國、印度考察，加深了對東方文化的認識，同時也培育出了一大批包括橫山大觀、下村觀山、菱田春草等人在內的美術家；1898年開始由於種種原因被迫辭職，此後與一同辭職的橫山等人創立了日本美術院，領導新日本畫運動；1904年由芬諾洛薩推薦開始在波士頓美術館中國·日本美術部工作，從此為該館收集美術品，奔波於日美之間。《茶之書》一稿，便誕生在彼時彼刻的大洋彼岸。
1906年的日本，已經經曆了兩場戰爭，一場為十二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另一場為一年前的日俄戰爭，均在中國大地上進行，均以日本國為贏家。在如此語境下學貫東西、才華橫溢的岡倉天心，實際上並非那些靜悄悄坐在茶席旁謙遜事茶的古風尤存的茶人，他是站在茶席旁，以一種與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視野來論述的。
二十世紀初年的全球文化形態，顯然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強權起主導，因此，因明治維新而開始崛起的日本新一代文化人，自然有其特殊的民族立場和文化立場。
岡倉天心滲淫在此一坐標中，一方麵對西方文化的批判顯而易見，另一方麵，也要對本國文化進行澄清，以免世人將日本看作窮兵黷武的化外野蠻人，優雅的茶道無疑是最好的載體。
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天心，並非不了解本國文化中那些致命的缺陷，但即便對本國文化有著深切的批判立場，亦不免具備了一種意氣風發下愛恨交加的文化姿態。我們可以在他對日本和服的推崇上一斑全豹，他曾對他的學生們說過這樣的大意，隻有當他們具備了流利的英語程度時，他們的複古之服才能夠煥發出特有的東方之光；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還是別穿了，行走大街，反染其汙也。這不免讓我想起了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辜鴻銘，這個穿馬褂，梳辮子的文化保守中堅，恰恰因為自小在西洋長大，懂得多國外文，才有資格對新文化張口橫批。試想，倘若他隻是一個孔乙已式的冬烘先生呢？
如果說以上觀點傳遞了《茶之書》問世的時代語境，有另一個語境應該是屬於人際的。
寫出了完全表達日本文化精髓之作的岡倉天心，其實自幼吃“洋麵包”長大，少年時期便與他一生的師友美國人芬諾洛薩相識，由此進入了歐美文化的精英圈。富商比格羅在其辭去東京美術學校校長職位後，曾贈兩萬美元巨資，協助天心創立日本美術院，而《茶之書》扉頁題贈之人則為當時的著名畫家、玻璃藝術家拉法格。此後天心又由這些朋友引薦進入波士頓美術館，庇護人則是波士頓的社交女王加德納夫人。夫人熱衷藝術，曾隨同丈夫訪問日本，在京都的千利休茶室學習茶道，回波士頓後自建茶室，創辦名為“柳會”的茶聚，天心自然成為茶聚中的核心人物，為茶聚者們表演茶道，並向夫人贈送了全套日本茶道茶具。據說《茶之書》的起意，原本是要為夫人寫一篇關於日本茶的演講稿，一年之後，卻有了《茶之書》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