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前景燦爛，不容侵害，否則必遭懲罰。如果各種心理科學的代言人隻要研究精神分析，便能夠把分析的方法和態度應用於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那麼，他們僅滿足於從分析中讀到的那點發現是遠遠不夠的。他們必須通過唯一可能的途徑——親自進行精神分析來逐漸學會理解分析。因此，需要分析的神經症患者，他們從智能動機出發接受的往往是二流醫生的分析。他們承認分析，但又希望他們自己偶爾也能加強能力。為了實施精神分析需要大批的分析家，他們不需掌握太多的醫學知識。但這些“教學分析家”（teaching analysts）——讓我們這樣稱呼他們——需要接受過特別細致的教育。如這一要求能達到，必須給他們從有啟發、有受益的病例中積累經驗的機會。因為缺乏好奇心的健康人並不會求助於精神分析家，所以隻有神經症患者才有可能求助於分析家，進而使“教學分析家”在嚴格的監督下獲得今後的非醫學性活動所必需的教育。所有這一切要求有一定限度的活動自由，來不得一點限製。
或許你不相信精神分析的純理論意義，或者你不允許這些理論影響非專業分析問題。那我告訴你精神分析還有另一個應用領域——一個超越庸醫以外的、醫生很少問津的領域，我指的是培養兒童這一領域。假如一個孩子開始表現出不隨人意的發展傾向，假如他變得易怒、倔強和心不在焉，那麼，兒科醫生，甚至校醫都無能為力，即使兒童已明顯表現出神經症症狀，如緊張不安、厭食、嘔吐或失眠。由願意關心孩子世界並懂得怎樣通向孩子心理生活之路的那些醫生來實施分析與教育措施相結合的治療，能夠立刻產生兩種效果：消除孩子的神經症狀和改變他們已開始的不良性格。我們認為兒童的這些不明顯的神經症是他今後生活中嚴重疾病的基礎，故對兒童進行分析是對其後天疾患的最好的預防方法。不可否認，精神分析仍有它的反對者。我不知道他們（反對者）是否有辦法阻止教育分析家或分析教育家的活動。我認為這種阻止不太可能，但人們也不能太樂觀。
讓我們再討論一下對成人神經症進行分析治療的問題，因為在這一方麵我們的探討也不是不遺餘力的。我們的文明把幾乎不能忍受的壓力強加在我們身上，這種現狀得改變一下。不管有多麼困難，精神分析注定要成為人類改變現狀的方法，這樣想是不是太離奇了呢？也許某個美國人會偶然想到花一點錢讓他們的國家的“社會工作者”接受分析培訓，把他們變成同文明神經症作鬥爭的救護者。
“哈！一支新的救助大軍！”
為什麼不呢？我們的想象是有根據的。到那時湧往歐洲學習的熱情的人們都不會去維也納，因為那裏的精神分析還沒成熟就被禁止了。不要笑。我這麼說並不是要取得你的支持，一點也不是。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也不能向你保證這種事肯定發生。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即你對非專業人員的分析問題所做的結論一點也不重要。它可以在小範圍內發生一點作用。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用心理分析影響人的性格發展的可能性——決不會受規定與禁令的影響。
跋（1927）
我寫這本小冊子（它是日前討論的起點）的直接誘因源於一起在維也納法庭的對西奧多·賴克博士（Theodor Reik）——一位非醫務人員——進行了精神分析的訴訟案。我認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所有的先期訴訟程序進行完之後，接納了眾多專家的意見，這起案件終告結束。但我認為這並不是本書作用的結果。隻是這訴訟案論證太不充分，可悲的原告提供的是不值得信賴的證詞，所以取消對賴克博士的起訴，或許並不是維也納法庭對一般的非專業人員從事精神分析問題的深思熟慮後的判決。當我要在我的小冊子裏描繪出我的對話者——“公證人”的形象時，我想起了一位高級職員。他是一個態度友好、非常正直的人。我跟他談起賴克案件，應他的要求，我寫下了關於這個問題的個人觀點。我知道我沒有使他確信我的觀點，這就是我與“公證人”的談話也沒最後達成一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