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反對並沒有能夠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國或其他國家的傳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追溯過它的發展階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爾（G.Stanley Hall）邀請榮格和我去美國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進行一周時間的講學（用德語），時值該校成立二十周年校慶。霍爾是那裏的校長。他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幾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學的課程之中。他有一點兒“競選人後台老板”的風度，樂於做那種樹立起一些權威、然後再將他們罷免的事情。我們還在那裏見到了哈佛大學的神經病學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顧年高，熱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當時普遍受到人們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護精神分析的文化價值及其目的的純潔性之中。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由於反對強迫性神經症的先天素質說，所以，他是個受倫理偏見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傾向於把精神分析與某種特殊的哲學體係聯係起來，並使之成為替道德目的服務的工具。這一次美國之行給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個事件，是與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會見。我永遠忘不了當我們一起散步時發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來，把他攜帶的一個小包交給我，讓我在前麵先走，說他心絞痛又發作了，等這陣子發作一過去，他馬上就會趕上來。一年以後，他死於那種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麵對死亡來臨之際也能夠象他那樣毫無懼色，那該多好啊。
當時我年僅53歲，我覺得自己年輕而健康。對那個新世界的短期訪問在各個方麵激發了我的自尊心。在歐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裏，我發現那些最優秀的人物對我是平等相待的。當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講台發表《精神分析五講》時，我好像實現了一些難以置信的白日夢：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種妄想的產物，它已成為現實的一個寶貴的部分。自從我們訪問之後，精神分析在美國一直未曾失去市場，尤其在一般群眾中間特別流行，並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醫生承認它是醫學訓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遺憾的是，它由於被淡化而大受損害。更有甚者，許多與它無關的濫用也打著它的旗號作幌子，並且在理論上或技術上都幾乎沒有任何徹底的訓練機會。在美國，它還同行為主義發生了衝突。行為主義是一種幼稚至極的理論，竟然誇口說，它認為全部心理學問題根本不值一談。
在歐洲，1911年至1913年期間，精神分析中發生了兩起分裂主義運動，領導者是以前在這門年輕的科學中起相當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榮格。這兩起運動似乎威脅相當大，並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響應。但是他們的力量並不在於他們自已的理論內容，而在於他們所提出的這樣一種誘惑：他們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認為是討厭的研究成果，即使當時人們已不再反對精神分析的實際材料。榮格企圖給那些分析事實作出一種抽象的、非個人的和非曆史特征的新解釋，試圖以此來避開認識幼兒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結的重要意義以及認識對兒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阿德勒好像背離精神分析更遠，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經症的形成單單追溯到人的權力欲望和對於身體缺陷的自卑感的補償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學發現置於不顧。但是，他所反對的東西，卻在其他名稱的掩蓋下，又強行闖入他那個封閉體係之中。他的“男性抗議”（masculine protest）隻不過是被不合理地賦予性別特征後所引起的壓抑罷了。這兩個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評是比較輕微的，我隻是堅持阿德勒和榮格應停止把他們的理論稱作“精神分析”。事隔十年之後，現在可以斷言，這兩次反對精神分析的企圖已經煙消雲散，沒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個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對一些基本觀點的一致看法，那麼很明顯，那些拋棄這一共同基礎的人，就不應繼續屬於這個團體。然而，我從前的學生的退出，常常被人們提出，作為我心胸狹窄的一個標誌來指責我，或者被人們看作籠罩在我頭上的某種特殊命運的證據。對這種指責，我隻需指出下麵這一事實便足以作為我的答複：與那些離我而去的榮格、阿德勒、斯泰克爾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倫茨、蘭克（Rank）、瓊斯（Jones）、布裏爾（Brill）、薩克斯（Sachs）、普費斯特（Pfister）、馮·艾姆登（Van Emden）、賴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們忠誠地與我合作，與我一起工作達十五年之久，絕大多數與我的友誼從未中斷過。我剛才提到的隻是那些最早跟隨我的學生，他們已經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精神分析的文獻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我在這裏漏掉了其他人，這並不是說我認為他們不重要，實際上在那些年輕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協會的成員中，肯定會發現一批極有希望的天才。然而我認為我可以為自己辯解幾句：一個心胸狹窄、在一種相信自己一貫正確的自負心理支配下的人，絕不可能同這樣一大批智力卓絕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關係，尤其如果他是一個象我這樣幾乎沒有一點實際吸引力的人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