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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弗洛伊德論述潛意識的專論之一。全文分為三部分：分析部分、綜合部分和理論部分。分別就詼諧的技巧、目的、動機、心理起因及詼諧與夢、潛意識的關係做了深入的探討。文中所涉及的詼諧、滑稽、幽默、夢等問題，不僅有助於對潛意識的了解，而且還具有更廣泛的人類學、美學、語言學意義。
英文版編者導言
目前這個名為《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的全新譯本是由詹姆斯·斯特雷奇翻譯的。
在討論詼諧與夢的關係時，弗洛伊德曾提到他“從事詼諧問題研究的主觀原因”（第173頁）。簡言之，它起因於這樣一件事：弗利斯（Fliess）在1899年秋閱讀《釋夢》的證據時，曾抱怨夢裏有太多的詼諧。《釋夢》（1900a，標準版，第4卷，第297~298頁）的一個腳注已對這段情節做了闡釋；由於我們擁有弗洛伊德1899年答複弗利斯抱怨的信件，所以我們能準確斷定此事發生的年代。這封信寫於1899年9月11日，地點為巴伐利亞州的貝希特斯加登。正是在這裏，弗洛伊德為《釋夢》進行了最後的潤色，並宣布他打算在書中為看來是詼諧的夢裏所呈現的稀奇古怪的事實做出解釋（弗洛伊德，1950a，信118）。
無疑，這件事是一個催化劑，促使弗洛伊德更加密切地注意這個主題；但這卻不可能是他對詼諧問題感興趣的起因。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這一課題早在幾年前就存留於他腦海中了。從他立即答複了弗利斯的批評，以及他在《釋夢》中（標準版，第5卷，第605頁）論及“喜劇”效果的機製，並由此預先否認了該書最後一章的一個主要觀點的事實，均證實了這一點。但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一開始著手夢的嚴密調查，就對夢本身或夢的聯想中頻繁出現類似於詼諧的結構而深感震驚。《釋夢》中隨處可見這一事實的例證。但這一事實的最早的記錄可能是卡西利·M夫人（Frau Ccilie M.）的“雙關夢”（punning dream）。該夢在《癔症研究》（1895d，標準版，第2卷，第181頁）的腳注中進行了報道，這是關於伊莉莎白·R小姐（Frulein Elisabeth von R.）病曆的腳注。
不過，除了夢以外，還有其他證據表明，弗洛伊德對詼諧表現出來的早期理論興趣。在1897年6月12日寫給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65）中，他先援引了一個有關兩個“乞丐”的笑話，接著寫道：“我必須承認，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我一直在編輯一本具有深遠意義的有關猶太人的軼聞趣事的選集。”幾個月後，即1897年9月21日，他又“從我的選集中”引用了另一個猶太人的故事（出處同前，信69）。此外，在弗利斯的信件及《釋夢》（特別參見第五章第二節，標準版，第4卷，第194~195頁）中，也有許多其他的故事。自然，正是從這本選集中，弗洛伊德衍生出了大量作為其理論主要依據的軼聞趣事的例子。
大約在這段時間，李普斯（Theodor Lipps，1825~1914）也給弗洛伊德以很大影響。李普斯是慕尼黑大學的一位教授，他撰寫了一些心理學與美學的著作，並引進了“感情移入”（empathy）這一術語。弗洛伊德對他的興趣可能最初始於1897年的一次心理學大會，李普斯在會上宣讀了一篇有關潛意識的論文，弗洛伊德為之吸引。《釋夢》，標準版，第5卷，第611頁以下）最後一章的冗長討論正是以此事為基礎的。從弗利斯的信中我們可以發現，在1898年八九月間，弗洛伊德正在讀李普斯的早期著作《心理生活的基本事實》（1883），再次對李普斯就潛意識問題進行的評論產生了深刻印象（弗洛伊德，1950a，信94、95、97）。不過，李普斯在1898年還出版了另一本著作，這一次它所探討的是另一個更為特殊的主題——《喜劇與幽默》。誠如弗洛伊德在此問題研究一開始告訴我們的那樣，正是這一著作，激發了他對這一主題的研究。
弗利斯的關鍵性的評論為弗洛伊德對此課題的研究撒下了希望的種子。不過，盡管如此，弗洛伊德亦是在好幾年以後才摘取到豐碩的果實。
1905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三部主要著作：《對“杜拉”的分析》，雖然此書在4年前就寫了大部分，但直到是年秋季才出版；《性學三論》和《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後兩本書的寫作是同時進行的：厄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1955，第13頁）告訴我們，弗洛伊德將兩部手稿放在兩張毗連的書桌上，依據其心境的不同決定到底寫哪本。這兩本書幾乎同時出版，無法斷定孰先孰後。《性學三論》的書號是1124，《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的書號則是1128；但瓊斯（出處同前，第375頁注）說後一數字是“錯誤的”。 這也許意味著出版的先後順序應顛倒過來。但在同一自然段中，瓊斯確信《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出版在《性學三論》之後。其確切的出版日期肯定早於6月初，因為6月4日維也納日報《時代報》（Die geit）刊登了一篇很長的讚揚性評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