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麵推論，自戰國初期起，氣候與農事的季節開始改變。但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與戰國秦漢間的《禮記》仍說麥熟在四月，黍熟在五月，似乎與推論不合。筆者認為《呂氏》與《禮記》所傳，都是照抄古代農書上的文字，並非當時實情。文中談到一套一套的天子如何如何的繁複儀式，都是春秋以上賦有大巫身份的天子所做的事，到戰國時代早已成了過去。戰國秦漢間的人，一般的隻講理論與古典，對幹眼前的事反不太注意。可惜關於戰國秦漢六百年，找不到與農事季節有關的具體記載；最早的此類資料，到晉朝才又見到。《晉書·五行誌下篇》有下麵兩段文字：
鹹寧五年（公元279年）五月丁亥，巨鹿，魏郡，雨雹，傷禾麥……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丙辰]又雨雹，及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雁門，濟南雨雹，傷禾麥。
以上一連兩年，都講五月雨雹傷麥，其中一年五六兩月都提到麥受雹災，證明至遲到3世紀晚期，麥熟已不在四月，而已延至五月，甚至可以晚至六月。但我們可以斷定這並非3世紀晚期才有的現象，由各方麵的材料綜合看來，六百年前恐怕已開始生變，至遲到戰國中晚期時（公元前300年左右），農事的季節恐怕已與今日無大分別，甚至可能在李悝的時候（公元前400年左右）變化已很徹底，已與今日大體相同。
（四）今日的情況與前景
上文所論，都是過去人謀不臧的情形，今後我們當然不會再像過去的一切聽其自然。上論的淒慘景象全出人為，既出人為，人力也就很易補救。近來我們已在計劃在中國的北邊種植防沙林帶，在內地也計劃大規模植林，兩種計劃實現後，華北應當不難恢複三千年前的溫濕環境。我們縱然不能希望再在此地獵象，其他的三千年前景物可能都再出現，華北的外觀很可能要接近於今日的江南。撇開並行發展的科學技術不談，隻此一點，就必將大量增加華北各地的農業生產。
今日我們的造林計劃尚未大規模實施，然而最近幾年已發現氣候與季節在開始轉變，關於這個轉變，最值得注意的有下麵兩點：
（一）冬春之際已無黃風沙。抗戰之前，每年冬春之際，一定有一兩次驚人的風沙，黃塵彌天，對麵不見人，白晝即須點燈。風過之後，屋裏屋外都是一片黃世界。但由1946年冬到1950年春，四度冬春，沒有發生過一次此類的大風沙。這恐怕絕非偶然。此種令人可喜的變化，何年開始，可惜難考。抗戰與勝利的九年之間，找不到與此有關的觀察資料，無從判斷。所以我們隻能說是1946年以下開始無大風沙。
（二）二月蘭開花時期發生變化。華北有一種十字花科的野草，俗名二月蘭，學名舊稱Moricandasonchifolia，新稱Orychophragmusviolaccus。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它的俗名。就俗名論，此花一向名實不甚符合。名為二月蘭，但過去開花總要到三月，即清明之後。筆者注意此事，將近四十年，隻要是身在華北，每到春季必觀察此花沒有例外的花期一定是在清明之後。私下曾有一個假定，就是此花從前開放是在二月，後來不知何故花期改晚，但習慣上仍稱二月蘭。然而這也隻是假定而已，無法證明。1946年複員北返後，轉年就發現此花開放有提早的趨勢，1950年特別惹人注意，在清明前已零零散散地開花，清明一過遍地怒放。這是前所未有的花事，並且一定又是事出有因的。
以上兩點，我們可以總括如下：（一）華北風沙減少，那就是說北邊與西北邊沙漠地帶的沙粒刮到華北的已經大量減少；（二）花開提早也就等於說，春緩略為提早，植物的生長季節略為向前加長。
這以上兩事，我們要如何解釋呢？除一部分或為自然界臨時的或偶發的現象外，另一部分可能與蘇聯中亞細亞幾個加盟共和國中的大規模植林、養草與墾田，以及在蘇聯協助之下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徹底建設與開發不無關係。中國北方與西北方兩麵的飛沙來源都在大量減少之中，這可能是我們這幾年不見大風揚沙的基本原因。同時，近鄰改造自然所引起的變化，也一定影響到我們的國土，生長季節的加長，間接的或者就由此而來。近幾年雨量的趨於增加，主要的雖決定於太平洋的氣流，但間接的可能也與中亞、北亞改造自然的事業有關。這當然不是說，近幾年的多雨要成為正常現象，將來一定不會有旱災，而是說今後比過去兩千年可能要較為風調雨順。
以上的推論如可成立，將來我們不僅可以恢複古代的景象，並且可以超邁前古。就中國自己講，我們用科學方法大事建設與改造自然之後，整個環境應當遠優於殷周之際聽其自然的局麵。再有一點，我們西北與北邊邊疆以外的大環境，一萬年來，自世界發展較快的地帶由舊石器文化過渡到新石器文化以來，雖也有過變化，但自中國有比較可靠曆史的殷商一代以來，大體沒有改變，就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沙漠狀態。現在這個大環境已被蘇聯從根本上加以改造，並且仍在繼續改造之中，所以我們將來無論就內部講或就外邊講，所處的都將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今日一想到華北就在腦中浮起的幹旱平野印象，大部將要成為曆史上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