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走廊——你從未聽過如此深沉的聲音，
石上青苔，以及歲月。
你轉過頭——那就是寂靜的含義：
你不是孤身一人。
整個遼闊的世界一傾而下。
——威廉·斯塔福德 《信心》
曆史無往不在，任何人無時無刻不在曆史之中，既見證曆史，又裝飾曆史，最終化身為曆史的一部分，隨煙塵遠逝，莫可分辨。
在偉大時代做一個安靜的小人物，或許是件幸福的事情，但這幸福未免狹隘。與大多數人相比，有那麼一些人總是滿懷激情而又不失理性，在他們還是少年的時候，就顯現出特立獨行的品格，曆經無數次考驗、磨難和抉擇，最終進入學術殿堂，扛起經世治國這麵古老的旗幟。
是的，他們的名字叫做經濟學者——一個看似艱深、孤寂清冷，卻必不可少的群體。
文明是社會進步的標杆，而社會分工則創造了文明的繁雜與精彩。每一份職業背後都潛藏著責任、操守、信仰之類的詞彙，身處理想的頂峰，麵對逼仄的社會現實，經濟學者或許更能感受兩者的距離。
社會形態趨於複雜，階層分化日盛——底層民眾生存之多艱，中產階級為自由、產權而呐喊，高處不勝寒，金字塔頂端亦非想象中風光無限，當利益訴求成為社會常態，各種力量交織碰撞，各種聲音喋喋不休、嘈雜無比時，世界開始意亂神迷，甚至讓人分不清真偽、主次。
從本質上講，經濟學者充當著一種社會觀察家的角色，但又不是職責之全部。與其說他們是書齋裏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的柔弱書生，不如說他們更像是現實社會的衛道士和清道夫。
可以肯定，任何一位經濟學者的靈魂深處都燃燒著信仰的火焰。他們的所作所為看似不同，其實都是在極力拉近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距離。這樣說來，他們的存在使得社會流動充盈豐沛。
經濟大潮風生水起的時代，經濟學人注定難以置身事外，他們探索、呐喊、奔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替往盛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他們的使命，難以擺脫，亦無可回避。
任何美好夢想的踐行，都根植於時代土壤。中國改革曲曲折折的曆程，呈獻活生生的標本，恰為經濟學人提供了思考基石，另一方麵，他們的言論又影響著經濟改革的軌跡。
現今經濟學界活躍的這批學者大多數都是伴隨改革成長起來的，他們的成名與爭議也是源於對現實問題的考察與發言。個人經曆、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視角，進而反饋到改革層麵。
建國之初，國民經濟一度出現暫時性的倒退。由於決策上的偏差，經濟政策失當，在“超英趕美”口號下，重工業發展盛行一時，農業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不期而至。
這一期間，荒謬現實屢見不鮮，時人生存艱難，令人感歎現實之吊詭。這段曆史對知識分子內心造成的巨大衝擊不言而喻。周其仁、茅於軾、陳錫文、張培剛等人日後秉持的重要觀點就是要重視農業經濟。
眾多理論當中，張培剛的理論無疑最具穿透性和前瞻性。早在1946年，張培剛就寫出了《農業與工業化》哈佛博士論文，為其贏得了巨大聲譽，該論文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投射到現實社會，此文不僅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理論依據，也為世界範圍內工業化浪潮興起呈送中國樣本。
然而，在一個混沌初開、政治為綱的年代，過於超前、理性的思維注定遭受現實打擊。於是，我們看到，張培剛學術研究出現30年斷檔。這期間，中國經濟落後，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人們無心從事生產，農業凋敝、工業破敗，商業摧折、社會秩序瀕臨崩潰，國家岌岌可危。
建國之後到1978年，近30年的時間，中國經濟並未有根本改觀。反觀世界，美、日等發達國家出現大批優秀企業，拉動經濟迅速增長，與此同時，工農業齊頭並進，第三產業日益興盛；拉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開始謀求經濟增長，而作為基礎的農業得到極大重視。
此間，發生了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智利學者來中國請教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卻發現這個哈佛博士住在臨時招待所，幾本書似乎隻是為了裝點門麵。他不知道張培剛已然脫離研究多年。
站在曆史高度審視過往，前30年中國如此不振，發生如此之多的悲劇，在於意識形態牢籠束縛。
大多數時候，現實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其解釋徒增蒼白，但種種跡象表明，製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低迷的本因。計劃經濟時代，一切按需分配，憑借指標、票證控製，無論農業還是工業，抑或始終處於地下狀態的商業，都是殘缺、扭曲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改革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意義之一，在於打破思想禁錮，計劃色彩逐漸消退，市場經濟逐漸由商品經濟過渡而來。於是，價格改革、國企改革成為重頭戲，並衍生出倒爺、資產流失等諸多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