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鄉村手工繅絲製度，嚴重阻止了生絲的進化。絲商固步自封，不願開辦現代工廠，以新型機繅來改良舊製。於是，麵對條紋粗細不勻和絲質不淨的質量問題，輯裏絲錯失了自我改良的時機。而與此同時，經曆了明治維新的日本，采納科學養蠶方法、機械化繅絲工藝、現代化的市場營銷方式，推出條紋勻細的現代機絲，逼迫中國退出世界生絲市場。
清代的中國茶葉經濟，一度獲得畸形發展的契機，但它在簡單沿襲明製的同時，就已喪失了必要的原創精神。中國茶業采用小規模個體種植方式，而茶商因需大宗交納轉口稅及出口稅便在茶中摻假，導致茶葉的質量無法控製。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後，茶葉出口由盛轉衰。1890年，中國茶在世界貿易總量裏還占一半份額，而到1900年便降至三成，到1919年就隻剩下了區區一成。
與絲和茶的命運完全相同，乾隆末年（公元1794年），浮梁縣政府擔憂過度采集高嶺土有傷地脈，危害區域生態，下令嚴禁瓷工繼續開采。同時，周邊地區的鬆柴燃料日益稀缺，導致瓷器製作成本上升，而瓷匠的工藝與趣味也日趨保守，產品陳舊乏味，喪失了國際市場競爭的品質和價格優勢。景德鎮瓷器開始墜落，破碎在帝國的黃昏。
徐光啟、洋務運動與“萬國旗”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洋務運動（又名“自強運動”）出現在北京、天津、上海和福州等地，在傳統器物體係崩潰之後，它企圖通過克隆和複製西方器物實現民族複興的偉大目標。
中英戰爭爆發十五年後，江南機器製造局在上海誕生，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重要起點。它是當時東亞最大的兵工廠，分為十幾個分廠，用以製造槍炮、彈藥、輪船和機器，同時附有翻譯館和廣方言館等文教機構；1949年後被改造為江南造船廠；在二十一世紀初葉，它又被規劃為上海世博會的浦西場地。在那個黃浦江的沿岸地帶，分布著十幾家殖民地時代的工廠，它們是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
曾國藩和李鴻章選擇上海作為洋務運動的堡壘，首先因為該城市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殖民地，其次是基於它擁有器物地理學（抵近絲帛、棉布和茶葉產地）的強大優勢。此外，還有一個難以言說的秘密原因，那就是它跟徐光啟的密切關聯。明清的改朝換代，迫使部分士大夫逃避政治，轉向研習西學與基督教，其中少數人成為現代性思想的先驅，徐光啟就是其中的範例。他以研究和翻譯的方式，在天文學、地理學、氣象學、農學和幾何學等科學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徐氏的文化遺產，成了翻譯館乃至整個製造局的精神源泉。
但徐光啟的光澤僅僅開啟了科學的門縫，卻未能照亮通往現代生活的道路。在舊器物體係頹敗之後，新的體係正在迅速崛起。人們總是習慣於把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視為中國現代化誕生的搖籃，而事實上，上海是更重要的文化策源地，因為它從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完成了中國人的現代性啟蒙。
這場風情萬種的新生活運動，依賴於一場腥風血雨的戰爭。太平軍攻陷南京，圍攻並掠奪江南各大富庶城鎮，導致民眾大規模死亡與流徙。而因受到西洋雇傭軍保護，上海租界成為優良的避難所，大批富人攜金銀細軟尋求庇護，導致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租界內華人人口增至三十萬，到1862年更增到五十萬。至此，上海取代了淪為廢墟的蘇杭兩城，從“小蘇州”的附庸地位，一躍成為遠東最大的商業城市。
那些富有的戰爭難民，不僅是現代器物的消費群體，更是它們的轉賣者和製造者。他們迅速接納了來自西方世博會的各種新奇物品，從電燈、電話機、收音機、汽車、鋼琴、肥皂、香氛，到咖啡、羅宋湯、大百貨公司和性感美女，並且發展出洋涇浜英語和中西合璧的旗袍。這是器物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曆次世博會展示的新器物取代了鄉村體係，散發出蠱惑人性的氣息。
洋務運動和上海租界短史，製造了一種半吊子的現代市民精神，那就是所謂“海派文化”，它要把上海綁在世界航船的桅杆上。但一百五十年以來，它一直在追蹤和學習西方，卻遲遲沒有進入原創時代，去發明足以影響人類生活的全新器物。在閉合了一個多世紀之後，中國人的創意基因還在沉睡，甚至上海世博會都無法將其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