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隻能取錢起（25）（（25）錢起(722-約780)唐代詩人，為“大曆十才子”之一。字仲文，吳興（今屬浙江）人。天寶十年(751)中進士，官至尚書考功郎中，大曆中為翰林學士。擅長應酬詩，近體詩中頗多佳句。）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
苦調淒金石，清音人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於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胡，不過這含胡，卻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峰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麼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26）（（26）“省試”唐代各州縣貢士到京城會考，由尚書省的禮部主試，故稱省試，或稱禮部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27）（（27）椒蘭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懷王少子子蘭。）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於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於是應該再來看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隻有一部《大曆詩略》（28）（（28）《大曆詩略》唐詩選本，清代喬億評選，共六卷。），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卻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題長安客舍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
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人柳，相見卻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為題目，又因為省試，所以隻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29）（（29）丈六佛家語，佛身長一丈六尺。）。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隻主張聽者心裏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曆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apos”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淩遲了。
八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裏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裏也有伏義（30）（（30）伏義生平不詳。）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31）（（31）《謝宣城集》南朝齊詩人謝眺的詩文集。謝眺(464-499)，字玄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宣城太守、尚書吏部郎。後因蕭遙光誣陷，下獄死。詩多描寫自然，風格俊逸，後世與謝靈運對舉，亦稱小謝。著有《謝宣城集》。）雖然隻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麵看作者的文章，一麵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係，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采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32）（（32）《獨秀文存》陳獨秀的文集。內分論文、隨感錄、通信三類。1922年11月出版。），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隻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33）（（33）“傳之其人”語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卻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係，隨作隨刪，刪到隻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係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34）（（34）“榛楛弗剪”語出晉代陸機《文賦》：“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於集翠。”榛楛，叢生的荊棘。），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隻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隻要一想連楊屯邨人（35）（（35）楊邨人(1901—1955)廣東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創造社，後聲明脫黨，三十年代經常化名攻擊魯迅及左翼文學。）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為“愛惜”。集子裏麵，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胡須；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謾罵誣蔑的文章，以為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群，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它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曆史裏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隻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為明槍，但又說這是因為被誣為“假想敵”（36）（（36）“假想敵”杜衡在1935年11月《星火》第2卷第2期發表《文壇的罵風》一文，其中說：“雜文是戰鬥的。……但有時沒有戰鬥的對象，而這‘戰鬥的’雜文依然為人所需要，於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敵’。……至於寫這些文章的動機……三分是為了除了雜文無文可寫，除了罵人無雜文可寫，除了胡亂找‘假想敵’無人可罵之故。”）的報複。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它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隻剩了一麵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著空中發瘋。我嚐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棱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麵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為此後該有博采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37）（（37）禹鼎相傳夏禹收九州之金鑄成，從此成為傳國之重器。鼎，古代的一種烹飪器，多以青銅鑄成。魑魅罔兩魑，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群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隻在把外國的雜誌，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著“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書牘類裏，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
“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鍾譚（38）（（38）鍾譚指明代文學家鍾惺(1574—1624)和譚元春(1586-1637)。同為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他們反對擬古，主張抒寫性靈，但不滿於袁中郎等公安派的浮淺，追求幽深孤峭，以致流於冷澀，被稱為竟陵派。）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39）（（39）幾社明末陳子龍、夏允彝等在江蘇鬆江組織的文學社團。王李指明代文學家王世貞(1526-1590)和李攀龍(1514—1570)，兩人是提倡擬古的“後七子”的代表人物。），痛罵鍾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鍾譚者，必棄置不取。鍾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鍾譚時，有鍾譚之好處，盡有鍾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鍾譚時，有鍾譚之不好處，仍有鍾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麵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為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裏說：“弟《石匱》一書，泚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為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為群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裏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40）（（40）東林即東林黨，晚明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萬曆二十二年(1594)，無錫人顧憲成革職還鄉，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東林書院講學，諷議朝政，評論人物；並與在朝的李三方、趙南星等人深相交結，反對礦監、稅監的掠奪，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革，為權貴所仇視。明天啟五年(1625)，宦官魏忠賢製造係列冤案，稱他們為“東林黨”，予以殘酷鎮壓，被殺害的達數百人。）雲：
“……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41）（（41）元祐之黨碑宋徽宗時，蔡京奏請將宋哲宗（年號元祐）朝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蘇軾等三O九人鐫名立碑於太學端禮門前，指為奸黨，稱為黨人碑，也稱元祐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著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凶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鍾（42）（（42）王圖陝西耀州人，明萬曆時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陝西臨潼人，明萬曆時任鳳陽巡撫。項煜吳縣（今屬江蘇）人，明崇禎時官至詹事，後歸降李自成。周鍾南直（今屬江蘇）人，明崇禎時為癸未(1643)庶吉士，後歸降李自成。），以致竄人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43）（（43）時敏常熟（今江蘇）人。明崇禎時官兵科給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時歸降。）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44）（（44）科道明清官製。都察院所屬禮、戶、吏、兵、刑、工六科給事中，及十五道監察禦史的統稱。任孔當在南明魯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監察禦史。）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群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嚐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雲：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麵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45）（（45）謝國楨(1904-1982)史學家。號剛主，河南安陽人。先後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河南大學、長沙西南聯大、北平臨時大學，1949年後在南開大學講授明清史及目錄學，任中國史教研室主任。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清開國史料考》等。）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敘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隻有幾個書呆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46）（（46）周順昌(1584—1626)字景文，吳縣（今屬江蘇）人。明天啟中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後遭魏忠賢陷害，死於獄中。），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裏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47）（（47）《大美晚報》美國人撒克裏(T.O.Thackrey)於1929年4月在上海創辦的英文報紙。下麵“北平特約通訊”所報道的學生遊行，係指“一二·九”學生運動。），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羚》他所指的“入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48）（（48）九年前的主張作者在“三一八”慘案後所寫係列文章都曾表示過不要再請願的主張，認為應當有“別樣方法的戰鬥”。）：不要再請願！
十二月十八一十九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