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範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谘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於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王上之言，誠吻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醜，右禦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為予盡心焉。”洪武元年正月丁醜，太祖禦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罷，因召君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眾，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於心。”禦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道，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塚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製，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讚朕為治。”
四月丙辰，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嚐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惡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禦史台臣、刑部勘問，皆不實。台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禦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雲寬則得眾，不雲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製，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任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禦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也。”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太祖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裏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為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淫邪所幹，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為眾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憸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陛下所諭甚切，實帝王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太祖禦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待製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患己，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眾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相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為，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懷。”群臣皆頓首謝。
七月戊戌，太祖禦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醜，太祖禦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汙濊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讚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太祖禦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隻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太祖與侍臣論治道。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幹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太祖禦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於為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太祖禦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太祖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曆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眾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三月辛醜，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否對曰：“人君惟博采眾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發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敕撰齋戒文，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嚐敢自徼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祗於方丘。禮成，太祖禦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嚐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奉仁祖淳皇帝配位。禮成，太祖禦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禦奉天門，謂群臣曰：“祭祖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嚐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徼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己，而欲徼福於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為國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意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徼福於己，豈不獲罪於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成，太祖謂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曆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群臣鹹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觀心亭成，太祖親幸焉。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卻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也，實為天下蒼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太祖禦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並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