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曆史上公認的統一王朝，明朝的曆史受到了中外史學界長時間的關注和研究。但與許多改朝換代的結果不同，從今天的角度看，明王朝的統一有其局限性。首先，它的控製區域上不及元，下不逮清，蒙古、西域始終以獨立的麵貌與明朝相始終。其次，元朝並未被真正滅亡，而是退居漠北，盡管為內部鬥爭和分裂所困擾，它卻始終沒有臣服於明。而且，傳統意識中的正統標誌——“大元”國號在其退出中原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在使用。所以說，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中國的政治格局有些類似於南北朝的分裂局麵。明代人就有把蒙古稱作“北朝”的例子；同樣蒙古人經常將明朝叫做“南朝”，這在當時就是一個習慣。它表明了退據漠北的蒙古人業已接受了中國傳統的正統觀念，在自覺不自覺之中成為其政治意識的一部分。“北元”一詞最早是由朝鮮人提出和使用的。具體可參閱胡鍾達《明與北元——蒙古關係之探討》（載《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5期）。
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政治背景中，明朝的邊防與對北元（蒙古）的關係交織在一起，蒙古自始至終一直是困擾明朝邊境的頭等問題。明朝的北方邊境線自始至終就是一條主要與蒙古鬥爭的邊境線。有明近三百年的大部分時間中，明朝一直處於守勢，而在明朝早期情況絕非如此。至少在對北方領土，特別是河套地區的控製上，明朝在從早期到中期的確存在著一個逐步放棄的過程。具體而言，以洪武二年（1369）明軍占領陝北為起點，中經洪武三年（1370）奪取寧夏，到洪武四年（1371）設立東勝衛，標誌著明代對河套統治的開始。從洪武二年起，雖然河套地區的軍事建置、軍隊配備、民族戰爭諸多因素相互影響，但是明朝對河套的控製仍維持了80年，有效地遏製了北元（蒙古）殘餘力量的反擊。
在明朝，蒙古問題既是現實政治中必須隨時麵對的難題，又是當時的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因此，從明初伊始，對於蒙古，特別是在北方邊防、明與蒙古關係方麵前人留下了極為豐富的記載和相關的研究。
一、基本研究材料
明清以降，許多材料都與明代河套曆史有關，種類非常複雜，數量也頗為可觀，以下擇要介紹部分材料。
《明實錄》，它是明朝官方編修的最重要的史書，總卷數接近3000卷，是了解明代曆史的第一手材料。就本研究對象而言，由於明代政治軍事注意力的焦點始終以北方邊鎮與蒙古為主，而迄今對《實錄》材料的挖掘、比較、分析仍留有相當大的空間。因此《明實錄》中相關大量詳盡的記載構成了本文寫作的主要材料基礎。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學者李晉華、王崇武等人，及日後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學者黃彰健等人，相繼校勘各種《明實錄》藏本，並於1961年後由台灣史語所影印出版，計正文一百三十三冊、校勘記二十九冊、附錄二十一冊。本文使用的就是這個版本。
《明一統誌》，這是明天順年間編修的一部官方地理總誌，目的是為了取代景泰年間成書的《寰宇通誌》，天順五年（1461）編成。對於了解本書涉及的明初陝西都司部分衛所、山西行都司衛所的變化具有一定的意義。
《明經世文編》為明末（崇禎十一年，1638）陳子龍等人編輯的奏議彙編。其中部分奏疏中回顧了明初邊防的情況，可與《明實錄》所載奏章相互參證，並部分地補其缺漏。
此外，在民族關係和邊政方麵尚有不少史料需要參考。如《明會典》和《萬曆會計錄》。此外尚有洪武朝出於實用目的而編撰的《華夷譯語》；茅元儀所著帶有軍事百科全書性質的《武備誌》；邊疆官員作品如許論的《九邊圖論》、魏煥的《皇明九邊考》、張雨的《邊政考》。地方誌中有鄭汝璧的《萬曆延綏鎮誌》、《嘉靖寧夏新誌》和《嘉靖陝西通誌》，它們對於本書所涉及地區的記述也很詳細。此外，章潢的《圖書編》、談遷的《國榷》、查繼佐的《罪惟錄》等書在部分論述的觀點和提法上均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值得參考。方孔炤的《全邊略記》、徐日久的《五邊典則》兩書在各自的範圍內彙集大量邊政資料。焦竑《國朝獻征錄》中所輯錄的人物傳記材料總體上與《明實錄》附傳有許多差異，多為《明史》所用，價值很高。《明通鑒》、《明史紀事本末》等書也應參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