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和信仰
明成祖雄才大略，思想複雜且充滿矛盾，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大體可以用下麵十二個字來概括：三教並存，儒學為主，重在利用。明成祖為了鞏固封建專製政權，他需要儒佛道三教來幫助加強思想統治，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學，或稱儒教。佛、道二教也不可缺少，但還需限製其發展，否則會危害封建秩序。
明成祖自己擔心天命不佑，將自己拋棄。漢代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一說，後世皇帝都對其信不疑。明成祖也不能擺脫這種觀念的束縛，隻是又增加了一些自己的解釋。
永樂七年（1409）二月，明成祖在去北京以前，敕諭皇太子監國，他交給皇太子一本自編的《聖學心法》，共四卷，分別敘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實際上都是節錄的古代聖賢治國名言。
在明成祖看來，所謂敬天就是要“法天之行，體天立德”，按天道行事。但“天道”本身就有些神秘莫測，明成祖的解釋是：“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天道至公無私”，“天道至誠無息”。看來，明成祖這裏強調的是以“至公”、“至誠”安天下，這樣就可以使“上天眷顧，四海安”，否則就會“天命去之，人心違之”，江山不保。
明成祖還把順天道和得人心聯係在一起，如違背天道，就要失去人心，就會被上天所拋棄。他把人心順逆看成天下能否長治久安的根本，顯然有不可否認的積極意義。
明成祖從一個藩王登上皇帝的寶座，他把這說成是天命所歸的結果。這對老百姓是很有欺騙性的。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剛把京師遷到北京不久，皇宮三大殿發生火災。明成祖不僅要臣下直言政事得失，而且連他的生日也不慶祝了，又派了二十六員大臣分巡天下，安撫軍民，以答上天之譴。
根據儒家觀點，敬天和法祖是並行不悖的，甚至是密切聯係在一起的。天道難以說清，但先王的言行典則卻是擺在那裏的，可以仿效。先王的功業被看作是上天眷顧的結果，法祖也就成了敬天的一部分，也是使國祚延長的重要保證。
永樂四年（1406）十月，江西拉察使周觀政上書，說“為政不必盡法祖宗”，明成祖說他“真妄人也”。這個周觀政也真有些不識相，當時明成祖正指責建文帝變更祖製，這裏他卻要明成祖去變更祖製，這豈不是自討沒趣嗎？
永樂五年（1407）五月，明成祖聽說民間重敬佛老而簡於敬祖非常感慨：“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於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敬天法祖的思想對明成祖影響之深。
明成祖一再強調，向老百姓征發賦役要留有餘地，不能竭澤而漁。應該說，明成祖的這種見解是很高明的，在封建帝王中是不多見的。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永樂年間的社會生產得到較快的發展，盡管大工迭興，南北用兵，費用浩大，但社會並沒出現太大的危機。
明成祖曾說過：“雖有天命，亦須修鎮。”這裏所謂“修德”，就是指要行仁政。如果認真檢查一下明成祖一生行為的話，不合“仁政”要求的地方特別多。但從他的言論上來看，他知道行仁政的重要。他有這種思想，也有所行動，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儒家講“仁”講“禮”，禮是指一種秩序，不同身份的人分別按照一定的禮行事，沒有爭執，沒有僭越，各安其位，和諧相處。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音樂，而音樂的精義在和諧，借以陶冶人的性情，使之安分守己。這實在是個很美妙的東西。所以曆代統治者都很重視“禮”的作用，明成祖當然不例外。
用刑是為了輔助教化，不是治國的主要手段，其目的在於警戒和威懾，使人不敢違禮犯法，最後達到不用刑而天下治。
既然刑罰是輔助手段，是為了“弼教”，那就不能濫用，所以明成祖一再強調要明刑慎罰。
首先，明成祖提出了“用法當以寬不以猛”的原則。他的父皇朱元璋懲元之弊，以猛治國，許多人無辜被戮。明成祖則強調“猛則民不堪”，尤其是對死刑，“寧緩勿急”，因為人被處死了，再想改正也來不及了。所以他規定，凡判死刑，都要“五複奏”，即要反複審查五遍。
其次，用法不可過苛過濫。明成祖一再強調，用法過苛過濫就會使好人受害，而壞人不知戒。
再其次，明成祖強調按律令辦事。在中國古代，不按律個辦事的情況可謂司空見慣。有的帝王比較明察，反複強調這一點，自己再能以身作則，情況就能稍好一些。明成祖在這個問題上頭腦就比較清醒。他一再強調法司官員要按律辦，不得法。對那些執法犯法的人要嚴懲不貸。
明成祖還一再申諭，近親犯法，也要同樣按法律懲治。
應該指出，明成祖的言行並不一致，有許多自相矛盾之處。他的話有些是說給臣下聽的，有些是說給子孫後代的。他要極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聖明的君主，所以說的話都頗合聖賢之道。
應該承認，明成祖的頭腦是比較清醒的，他要極力洗刷因奪位而帶來的亂臣賊子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盛世賢明君主。他講天命，目的是為了神化自己，威嚇臣民，但卻不讓天命來束縛自己的手腳。
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為僧，稱帝後頗為崇佛，並設立僧錄司以專管佛事。但朱元璋也並不是任其發展，而是對佛教進行了種種限製。明成祖基本上繼承了朱元璋的做法：崇佛而不佞佛。
明成祖知道，佛教教人為善，教人馴服，利用好了可以為鞏固他的統治服務。因此，明成祖也信佛、崇佛，允許佛教有一定的發展。他不僅有時讓臣下唱佛曲，而且將佛曲頒立幹塞外。
為此，明成祖命侍講王洪擬語，而王洪不信佛，對頒佛曲於塞外之事頗不以為然，遲遲不應詔。他為此受到明成祖的訓斥，從此“不複進用”。永樂十九年（1421）因北京三大殿被燒，明成祖詔求直言，侍講鄒緝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其中說道：“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
這表明，當時京師有不少的僧人和道士，而且消耗“廩米”，亦即國家的庫糧。
永樂五年（1407）五月的一天，明成祖去佛教寺院靈穀寺。有一條小蟲子在他衣服上爬，用手一抖，小蟲子落在地上。他隨即命身邊的宦官將這條小蟲放到樹上，還說道：“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看明成祖這裏的表現，簡直就像個以慈悲為懷的佛家弟子了。
明成祖崇佛是為了用佛，是為鞏固他的皇權服務。在封建時代，皇權是至高無上的，有絕對的權威，神權必須服從皇權。明成祖崇佛而不佞佛，而且還對佛教的發展進行種種限製。
永樂四年（1406）正月，西域貢來佛舍利，即佛骨。這種事在曆史上不止一次地引起很大的轟動，一般都要興師動眾地去迎接，去安放。但明成祖卻沒這樣做。禮部請求為此事而寬釋罪囚，也被明成祖拒絕。明成祖還趁機批評了一通佞佛的梁武帝和元順帝，他們常因佛事而寬釋罪犯，“致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
有個守衛官在皇城下誦念佛經，明成祖將他召來訓斥一通：“你的爵祿是從誦佛經得來的嗎？如有閑暇，嘴想誦念，太祖皇帝有禦製《大誥》等書，你拿來誦讀，也與你身家有益。今後如果再在宿衛處誦佛經，必罪不宥。”
有一次，武昌的僧人想修建觀音閣來為明成祖祝壽，被明成祖拒絕：“人但務為善，何假外求哉！”由此可以看出，明成祖並不佞佛。在永樂年間，除了西藏的佛教首領受到特別的寵遇以外，佛教在內地沒得到明顯的發展。
永樂初年，清涼寺的僧人奏稱，近寺軍民經常在寺外放牧牲畜，請予治罪。明成祖則說，既然寺外有閑地，用來放牧牲畜正合於佛家“利濟之心，何必禁”？有一次，江、浙一帶有一千八百餘人自行剃度為僧，赴京請給度牒，明成祖大怒，立命將這些人全部編入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嘉定縣掌管佛事的僧會司奏言，當地“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在其半，請以民之願為僧者給度”。明成祖不許，並對禮部臣說：“僧坐食於民，何補國家？”永樂六年（1408）五月，明成祖命禮部布告全國各地，嚴禁軍民子弟擅自削發為僧，否則嚴加治罪。
永樂十五年（1417），明成祖又命禮部傳示全國，不許擅自新建寺院或道觀。這告訴人們，明成祖對佛教並不任其發展，而是進行了種種限製。
明成祖對道教的態度與對佛教的態度大體類似，但從尊奉的誠懇程度來看，對道教顯得更虔誠一些。當靖難之役還在激烈進行的時候，真武大帝曾對明成祖大力相助。在燕軍形勢危機的時候，真武大帝率兵甲自天而降，明成祖也披發仗劍相應，從而擊敗南軍。
明成祖即位後也大力渲染這種神話，這顯然有政治用意。它可以使人相信，明成祖奪得皇位得到了神的讚助，是天命所歸，正可以借此改變篡逆的形象。正因如此，所以他稱帝後對道教頗為尊奉。
在建文年間，道教正一道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被治罪，明成祖剛即位就將他免罪複用，並賜號為“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讓他繼續掌管正一道，還賜給他錢以修整建文帝曾奪回張宇初的印誥，明成祖又歸還了張宇初。
永樂八年間（110）張宇初死後，明成祖又命他的弟弟張宇清嗣教，並封為“正一嗣教清虛衝素光祖演道真人”。
在當時，張三豐被認為是道家的活神仙。明成祖派心腹大臣胡四處尋訪，反映了明成祖對道教的尊奉。
最能說明問題的例證大概就是大建武當山宮觀了，從而使道家這塊聖地頓時興盛起來。在《禦製真武廟牌》、《禦製太嶽太和山道宮之碑》中，明成祖更充分表達了對真武大帝的尊奉之情。尤其令人驚奇的是，永樂年間，女道士焦奉真號稱“謫仙人”，明成祖竟把她召進宮來，優禮有加，這種恩遇是極其少見的。
明成祖尊奉道教意在利用，也像對佛教那樣並不是任其發展。明成祖嚴格限製僧、道人數：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自請出家為僧、為道的人，也限製在十四歲以上、二十歲以下，鄰裏保勘無妨礙之事，然後投寺院、道觀從師受業。經五年學習後，諸經熟練，再分別赴僧錄司、道錄司考試，果然通曉本教經典，才可立法名、道號，給予度牒，即為僧、為道的憑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