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自編工作告一段落之際，有必要將此書的成書過程，作者與秘書工作兼理論工作的結緣向讀者陳述如下：本文集是怎樣編輯出來的在秘書界，河北省有一個協會、一個刊物獨領風騷，這就是成立於1994年的省會石家莊市秘書協會，創刊於1997年由石家莊市委辦公廳主辦、市秘書協會協辦的《秘書戰線》雜誌，它們至今還活躍在全國秘書舞台上。從一開始至今的約20年時光，我一直受聘為該會、該刊的顧問（編委），結下了深厚的情誼。1996年底，石家莊市秘書學會提出要將我發表過的秘書工作方麵的文章輯印成冊子，作為培訓秘書們的參考。由此推動我於1997年選編了《秘書工作與領導工作》一書，內部出版。該書是從公開發表過的100多篇文章和已出版的幾本書以及尚未發表過的少量文章中選編的，共85篇，約63萬字。這些文章，除少數是上世紀60年代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的作品，其他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中共河北省委機關做秘書工作時寫的。這本書編印後，一些同誌鼓勵我再精選下公開出版，我抱著“等等再說”的心態把此事擱了下來。
從1997年到現在，恍惚之間過去了15年，跨入了2013年。我這15年，特別是2000年8月退休後，繼續致力於筆耕，先後公開發表文章6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秘書工作和公文寫作方麵的；同時，還自著、合著、主編、參編、編審20本（套）書；其中有7本屬於秘書工作和公文寫作範疇。1997年前在秘書工作職位上主編、參編、合著過9本專著，其中屬領導科學的2本，秘書工作和公文寫作的4本。這裏沒有包括在內。以文會友、以文識人，我因此在秘書界得到認可。2003年10月18日被中國當代秘書名人評審委員會授予“中國當代秘書事業突出貢獻獎”，2004年8月21日被中國公文寫作研究會授予“中國公文寫作研究特別貢獻獎”的榮譽稱號。當然，“世譽不足慕”，我不過把它看成是鞭策罷了！之後，在2011年春節前夕，秘書界的朋友、著名秘書學家劉耀國同誌，在發出新春電郵的賀詞中，期望我在年內能編輯出版“李昌遠文集”。這大概是見我年事已高，應抓緊將文稿整理出來，作為文存供後人評說。我覺得他的建議值得重視。2012年9月我生了一場大病，病愈後促使我在頭腦尚清晰之際，抓緊文稿的搜集、整理。慶幸的是1997年前的絕大多數文稿，已見諸於《秘書工作與領導工作》一書，隻有少量的被遺漏；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搜集整理1997年特別是退休後發表過的散亂在各處的文章。經過整理和編輯，共選編1997年特別是退休後撰寫的文章53篇；從《秘書工作與領導工作》中選編文章42篇，從書外選編5篇，總計100篇。也就是說，以1997年為界，後期文稿占多半。這些文稿的時限是1978年至2013年，均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35年內所作。那麼，用什麼名稱給本書命名？如采納劉耀國同誌建議，名曰“李昌遠文集”，有點張揚，且不自量身（份），因此同耀國商議，並聽取河北人民出版社同誌的意見，最終將本書定名為《秘書工作研究百篇——耄耋秘苑文集》。
本書采取上述書名，主要是為了說明全書的文選是以研究秘書工作規律性的東西為中心內容的，而且表明作者已近八旬，始薈萃秘苑翰墨編就此書。具體講，全書的秘書理論與秘書曆史探索編，公文寫作與公文工作研究編，調研理論與調研實踐撮要編，人物書刊與學術問題評論編，均屬秘書工作涉及的領域；隻有領導思想與領導工作求索編雖然同秘書理論與實務無直接關聯，但秘書科學和領導科學是一對相鄰的姊妹科學，秘書要服務領導、適應領導，必須懂得和服從領導活動規律，因此要研究領導思想和領導工作方麵的問題。基於這點考慮，將其納入了“秘苑”。此其一。其二，從本書選編文章的背景看，在100篇文章中，有45篇是作者在中共河北省委機關從事秘書工作期間所寫，有55篇是不再擔任秘書領導特別是退休後所作。退休後利用在職時的經驗積累，繼續把秘書工作作為研究對象，馳翰於“秘苑”裏，這也與書名大體相符。所以，本書以“秘書工作研究百篇——耄耋秘苑文集”命名，折射了作者一生中從事的主要社會職業及其在秘書工作領域裏的研究成果。
我與秘書工作結緣的軌跡我的一生同秘書工作結緣不是個人的選擇，用我們這一輩人的話講，是黨的安排，祖國的需要。作為一位1953年入黨的共產黨員，始終把自己視為黨的事業上的一顆“螺絲釘”，黨組織安排到那裏就要在那裏生根、開花、結果。
我是伴著新中國的誕生一路走過來的。我出生於1934年，重慶人，佃中農家庭。1949年11月重慶解放時，我正好初中畢業，即考入了劉鄧大軍所屬西南服務團主辦的巴縣（後劃入重慶市，改稱九龍坡區）幹部培訓班。經過不到三個月的學習，即分配到巴縣幹部工作隊，同西南服務團的同誌配合，下鄉搞宣傳、征糧等項工作。當時國民黨的殘餘勢力轉到鄉下、山區搗亂，偷襲工作隊；工作隊難以在一個地方久留，兩三天就要換個地方。這樣“遊擊”式的工作不到一年，工作隊配合解放軍轉入以剿匪為主。中共巴縣縣委將我們這些年齡小（我當時16歲）的工作隊員調離戰場，回到縣委機關駐地九龍坡待命。隨後，組織上動員我和兩位初中同學去學習後再工作。1951年8月我考入了重慶市第一師範學校，很快加入共青團，任班長、團支部書記。在學習後期還兼任了一段校團委秘書、《西南青年》雜誌通訊員，寫的第一篇通訊是記述市一師同學踴躍給附近歌樂山醫院住的抗美援朝誌願軍傷病員洗衣物的事跡。這是我開始接觸秘書工作。1953年畢業後，分配到市一師附屬小學任副教導主任，並教自然課；一年多後調重慶市沙坪壩區人委文教科、辦公室工作。在辦公室工作近一年，給區長當秘書，這是我步入機關秘書工作的開端，主要是管理機要文件，篩選重要文件呈送領導，處理領導批示文件，綜合整理材料。工作三年後，1956年響應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我申請考大學，獲得批準。當年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係國際共產主義專業。1960年上半年畢業後，按照本人的意願是到研究機關或高等院校從事馬列理論研究工作，但組織安排，先是留校在《教學與研究》編輯部當助理編輯，數月後又被調到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工作。
我是1960年10月調入北京市委機關的。這是我由基層機關門進學校門再由學校門踏入機關門的重要轉折。先是調入北京市委理論工作室的政治經濟組，在當時著名經濟學家蘇星（北京市委主辦的《前線》主編）的領導下，編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讀本，用了半年時期。爾後，按照關於新入機關工作的大學生要到基層鍛煉一年的規定，我被下放到房山縣吉羊大隊當黨支部副書記一年。回機關後，北京市理論工作室與政策研究室合並為北京市委研究室，我轉入研究室農村組工作，一幹就是三年。這是我再次進入機關從事秘書工作，所不同的是，上大學前的一年秘書工作是在機關基層，而這是在上層，要求更高了。三年裏，除一年隨機關領導到朝陽區金盞公社搞“四清”試點外，兩年從事農村調研工作。調研，主要是根據市委領導的要求，采取蹲點與跑麵相結合的方法，研究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整風整社和政策調整等問題。調研後，整理資料、協助組領導寫調研報告。正當對調研工作快要上路，由陌生走向熟悉的時候，1964年8月組織上突然通知我，被調到中共中央華北局政治研究室工作。行前，研究室主任王漢斌同誌找談話，予以鼓勵，並同政研室農村組的組長王鵬等到王府井請吃烤鴨餞別（飯錢由領導湊份子支付）。當時領導幹部同其部下親密無間的關係，至今難以忘懷。
早在1963年7月中蘇兩黨關係破裂。從這年的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陸續發表“九評”（即9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反修防修，黨中央決定每個大區要辦一個內部刊物。中共中央華北局決定從華北各省、區、市抽調20餘人，組建政治研究室（主任劉祖春），任務就是辦《華北內部未定稿》，登載反修文章。我到華北局政治研究室後，明確職務為編輯。此項工作同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專業相近，因此以極大的興趣和熱情投入了組稿、寫稿工作。在《華北內部未定稿》籌備正酣之時，政治研究室為貫徹中共中央以大兵團作戰形式下鄉搞“四清”的部署，暫停辦《華北內部未定稿》，將已籌備的稿件，包括我寫的一篇批判赫魯曉夫《叛徒的世界觀——活命哲學》轉給北京市委的《“前線”未定稿》處理（後來我寫的文章登載《“前線”未定稿》第一期）。從1964年11月起，我隨室領導先後在內蒙古臨河縣巴青大隊和河北省宣化縣小村大隊搞了近兩年的“四清”。這兩年中，除了有大半年為加強宣化縣小村公社打狼窟大隊的工作，我被派往該大隊任“四清”工作隊指導員外，其餘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政治研究室主任劉祖春領導下的“四清”工作隊做辦公室工作，主要是了解情況，掌握運動進程，整理相關資料等。今天看來，這也是秘書工作。1966年8月，我隨宣化縣小村大隊“四清”工作隊的撤離，回到華北局機關參加“文化大革命”。1967年10月，我被華北局軍管會派到北京軍區黨委主辦的河北省地方幹部學習班（地點在北京某部隊的招待所）工作，在原華北局辦公廳辦公室主任黃夷領導下的資料組，編寫簡報。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在石家莊市正式成立，經華北局派遣，從河北省地方幹部學習班轉到河北省革委會機關工作。從此，我紮根河北，在秘書崗位上整整幹了32年，直至2000年8月退休。
河北省革委會成立之初，我在辦事組工作。在組長黃夷領導下，負責編寫《情況簡報》，從搜集情況、編寫到領導審批後送到印刷廠排印時的校對，均一手包辦；同時，還協助領導審閱《河北日報》的重要言論（含社論）類稿件；根據領導意見，為《河北日報》寫過10來篇社論、評論。1971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後，正式恢複省委，與省革委一套機構和人馬。我被調到新組建的省委、省革委政策研究室工作。這期間，除到農村、廠礦搞些調研工作，寫了幾份調查報告外，主要是根據領導意圖，獨自或參與寫中央報刊約請河北寫的文章。如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為不點名批判林彪反黨集團及其煽起的極左思潮，《人民日報》評論部李定中同誌先後約請河北寫《列寧論反革命兩麵派》、《無產階級鐵的紀律——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兩篇文章，最終都落到我的頭上起草。前一篇文章，經反複修改後，按《人民日報》安排，先在《河北日報》發表（以“省委、省革委政策研究室學習小組”名義，於1972年4月30登載），聽聽反映後，《人民日報》再發（粉碎“四人幫”後，《人民日報》評論部傳話，姚文元將稿子壓下了，未發）；後一篇文章，以“紀眾言”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在政策研究工作近兩年，1973年調省委、省革委辦公廳辦公室工作，不久任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由省委書記的專職秘書兼任），主持室內常務工作。1979年6月，省委與省革委分設辦公室，我被調省委辦公廳辦公室任主任。1983年辦公廳辦公室改為綜合處，我改任處長。1985年5月任辦公廳副主任，1988年12月以後任省委副秘書長（1991年為正廳級），2000年退休。在以上擔任秘書領導期間，我主管或協管過辦公室、辦公廳的全部政務工作（即秘書工作），如公文起草、公文處理、調查研究、信息工作、督促檢查、黨內刊物、信訪工作和會務工作等，而以輔助省委領導草擬文件、核文把關為最多、最經常。在任省委副秘書長期間，還是政協河北省第七屆委員會（1994—1998）常委兼文史委副主任，《彭真傳》河北編寫組組長。此外，還兼任一些社會職務，主要有河北省鄧小平理論研究會副會長，河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黨史黨建評審組組長，河北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河北省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客座教授等。這些社會工作，對於促進我參與多方麵的實踐活動，開闊視野，做好秘書工作也是有益的。
在秘書崗位上兼作理論研究工作
上文講過，在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我的願望是到社會科研機構或高等院校作理論研究工作。當時，對理論研究工作的理解有些片麵性。什麼是理論工作？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馬克思在實際鬥爭中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得到的結論又拿到實際鬥爭中去加以證明，這樣的工作就叫做理論工作。”這一教導令我恍然大悟。在社會科研機構或高等院校固然可從事理論研究工作，那麼在機關秘書工作崗位是否也可作點理論研究呢？在上世紀60年代我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時，就開始結合秘書工作實踐作了些探索。當時，我經常下鄉搞調研，又參加“四清”試點，碰到不少實際問題，對這些問題我提到一定的理論高度寫成工作、思想評論文章，給予回答。稿子寫好後，陸續給當時北京市委主辦的《前線》雜誌、《北京日報》和北京《農村四清報》投稿，幾乎被一一采用，後來這些報刊還向我約稿。這樣，結合農村調查研究工作，就發表過《基層幹部要認真學習黨的政策》《基層幹部也要經常地調查研究》《談談受“夾板氣”問題》《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批評監督》和《堅持用毛澤東關於事物轉化的思想指導工作》等30多篇文章。到河北省委機關做秘書工作特別是走上秘書領導崗位後，以研究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自覺性增強了。這種自覺性的最大推動力是履行秘書工作的基本職能：輔助省委領導處理政務、正確決策，發揮助手參謀作用。比如，你要輔助省委調查研究改革和建設中的某一課題，要草擬某方麵的領導講話稿和起草某個問題的決定、意見，以及受權去處理某個現實問題等，你就必須對相關的客觀對象進行全麵深入的調查研究，從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到解決問題。在這一過程中，除完成領導交辦的任務外，還可以就相關的某個具有現實性的問題拓展開去，就研究心得寫成文章。這種以任務帶動研究的方法，既有助於秘書工作任務的完成，又能推進理論研究工作的開展，兩者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相得益彰。這是秘書工作者從事理論研究工作的優勢和特點。我在河北做秘書工作的大量文章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爐”的。我參編中共河北省委講師團組織的《改革與建設》（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同中共河北省委黨校原常務副校長楊伯亞主編的《外向型經濟導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也是參加省的相關調查研究活動後衍變出來的。
在秘書崗位上開展理論研究工作，一方麵要麵向我國當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另一方麵還要麵向秘書工作的實際。我對後者的理論研究覺悟較遲。上世紀60年代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時，並未認識到這就是在做秘書工作。當時秘書工作這個概念的外延，一般隻限於領導人的專職秘書和收發文處理之類的工作。198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全國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會議後，河北省黨政機關以這次會議精神和李欣同誌著的《秘書工作》為教材，興起了學習和研究秘書工作的熱潮。經過學習才認識到辦公廳所屬的政務工作，都屬於秘書工作，我多年來就是幹的這一行。由此，提高了研究秘書理論的自覺性。1986年我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後，主管公文草擬與公文審核工作，同年7月主持召開黨委係統的全省公文工作座談會。會上，我綜合各方麵反映的情況和意見，草擬了《做好機關公文工作的幾點意見》（見本書上卷），力求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闡釋當時公文工作中應解決的問題。會後，經省委批準，印發了《全省公文工作座談會紀要》；並組織力量，製發了《河北省黨委機關公文處理辦法》（1986年12月），把公文處理納入規範化、製度化、科學化軌道。同時，為了推動公文處理工作的學習和研究，經辦公廳同意，由我主持搜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政務院（國務院）及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有關公文工作的曆史文獻，編印了《公文工作文件選編》（1987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上一會、一《辦法》、一本書，是我研究秘書工作的開端。1989年上半年，我參加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共中央黨校聯合舉辦的全國省部級辦公廳主任秘書工作進修班，聽取了李欣等同誌的係統講課（講稿輯印成《中國現代秘書工作基礎》，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結業前，要求每人寫一篇論文。我撰寫了《把握工作規律，力爭主動服務》（見本書上卷），這也是一篇總結我從事秘書工作多年來的經驗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