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是唐代傑出的青年詩人
唐代，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唐詩的題材、體裁、風格、流派，以及手法的多樣化，在我國古典文學發展史上，素負盛譽。在唐代這個爛漫的詩國裏，英賢蔚起，名家如林。僅以清代康熙年間編纂的《全唐詩》統計，就有二千二百多個詩人，近五萬首詩歌。這些詩人，以他們的心血和才力，共同描繪了祖國的山川風物，乃至時代麵貌、民族命運、人民的喜怒和哀樂。他們就像燦爛的星群，輝映著唐代各個曆史時期的星空。在這個閃爍著奇光異彩的詩國的星空中，李賀就是一顆引人注目的明亮的星。
李賀，生當中唐時期，雖然早歲謝世，但短暫的一生備受迫害，顛沛流離，加之，他所處社會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因而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血忱，奮起抗爭，喊出了時代的聲音。他遺留下來的二百四十多首詩歌，不僅是貞元、元和年間詩壇的一塊豐碑，也是我國古典文學藝術寶庫的瑰寶之一。詩人李賀，或發布壯懷，或抒寫隱情，或銜冤抱恨，或吊古自慨，在大多數篇章裏傾注著強烈的哀憤，深沉的感喟，從各個方麵展示了他，以及與他同時代許多失意的、受壓迫的人們的悲慘命運，他們的痛苦的內心世界和他們追求自由、幸福的強烈願望，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政治上表現出進步傾向。他的詩篇，調高氣峻，或如雲崩雪湧，奇峭浪漫；或如明霞秀月，清麗璀璨，在藝術風格和藝術手法上，自樹一幟，有著較高的美學價值。特別是詩集中的少數篇什，如《雁門太守行》、《老夫采玉歌》、《楊生青花紫石硯歌》、《李憑箜篌引》、《金銅仙人辭漢歌》等等，不僅“驚邁時輩”，甚至為唐以後曆代詩人或評論家歎為觀止。清人方扶南讚賞《楊生青花紫石硯歌》“品硯至矣”；宋代司馬光指“天若有情天亦老”為“奇絕無對”。不僅古人，就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偉大的革命家、文學家魯迅先生，也喜歡李賀，稱賞李賀的詩。毛澤東同誌在同陳毅同誌談詩的一封信中，指出“李賀詩很值得一讀”。他還在自己的詩作中，多次借用或化用李賀詩的名句，賦予新的含義，抒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和豪情。魯迅先生在1935年寫給日本朋友山本初枝的一封信中也說：“我是散文式的人，任何中國詩人的詩，都不喜歡，隻是年輕時較愛讀唐朝李賀的詩。”（《魯迅書信集》下卷第1202頁《致山本初枝》）魯迅先生還多次用李賀的詩句，書贈朋友。就在他逝世前一年，即1935年3月，還書錄了“金家香衖千輪鳴，揚雄秋室無俗聲”（見李賀《綠章封事》）作為條幅。正因為李賀在詩歌領域取得了傑出成就，所以古往今來，多為人們所讚譽；他的詩，為許多詩人師法、摹擬。盡管“疑賀、摘賀”者古今有之，但他久經毀譽，仍能赫然獨立。他的詩歌，特別是詩中一些精警動人的名句，人們百讀不厭，吟唱不絕。
李賀的傑出成就，不隻在於他有二百多首藝術造詣甚深的詩歌傳世，而且在於他噀血雪腸，在中唐詩壇獨辟蹊徑，開拓詩歌領域，為昌盛唐詩做出了貢獻。
清代姚文燮說：“詩至六朝以迄徐、庾，《騷》、《雅》、漢魏，浸失殆盡。正始之音，沒於淫哇，識者傷之。唐自開元、天寶而後，愈趨卑弱。元白才名相埒，其詩為天下傳諷，當時號為‘元和體’，人競習之。類多淺率靡，而七言近體尤甚。至問老嫗之可否於灶下，博才子之聲譽於禁中。賀心許之乎？……故力挽頹風，不惟不知有開寶，並不知有六朝，而直使屈、宋、曹、劉再生於狂瀾之際。斯集為古體為多，其絕無七言近體者，深以爾時之七言近體為不可救藥，而姑置之不議論也。”姚氏此論，不免偏頗，但也道出了李賀超凡脫俗的一麵。我們知道，古典詩歌發展到盛唐，不僅體裁、風格多樣，藝術水平已相當高，就是題材領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拓。在李賀之前二三十年，出現過李白、杜甫那樣的巨星；與李賀同時代，也有白居易、元稹、韓愈、孟郊、賈島、柳宗元、劉禹錫等著名歌手。在這種情況下，要獨立開辟詩歌創作的新天地，困難是異乎尋常的。錢鍾書先生在《宋詩選注序》中指出：“據說古希臘的亞力山大大帝在東宮的時候，每聽到他父王在外國打勝仗的消息，就要發愁，生怕全世界都給他老子征服了，自己這樣一位英雄將來沒有用武之地。緊跟著偉大的詩歌創作時代而起來的詩人準有類似的感想。當然，詩歌的世界是無邊無際的，不過，前人占領的疆域愈廣，繼承者要開拓版圖，就得配備更大的人力物力……否則，他至多是個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業之君。”青年李賀，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困難局麵之前，以堅韌的意誌，廣博的學識，非凡的才華，打開了元和詩壇的新局麵。他不肯隨俗俯仰，既區別於風行一時的“元輕白俗”體，又不苟同於韓愈為首的“郊寒島瘦”派；他不拘格律，主要采用自由奔放的古體詩和樂府詩的形式，巧妙地運用形象思維手法，確立起一種大開大闔、元氣淋漓、崢嶸飛動的瑰麗風格，從而成為中唐時代異軍突起、別樹一幟的卓越詩人。英國18世紀一位著名詩人愛德華？楊格說：“獨創性作家是，而且應當是人們極大的寵兒”，“他們開拓了文學的疆土，為它的領地添上一個新省區”。（《試論獨創性作品》）李賀的詩歌之所以使古人為之心折，今人為之歎服，主要原因恐怕也在於他具有這種獨創性的成就。
魯迅先生的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寫過一本書，叫《魯迅的印象》。該書在談到魯迅與李賀的時候說：“魯迅說過，他年輕的時候喜歡李賀。我想，這裏不是有著理解魯迅文學的一把鑰匙麼？……我固然沒有具體地研究過其間的關係，隻是想，為了知道他，而去考察他所喜歡的李賀，不也是一個課題嗎？”“我感覺到，他年輕時喜歡李賀，喜歡尼采，是和他的性情密切聯係著的。跟他讀安特列夫，模仿果戈理，受夏目漱石的影響不一樣，不是在學習他們的文學表現方法，而是更為根本的與他的為人直接相通的關係。”自然，我們不能把一千二百多年前封建社會的詩人李賀，簡單地與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先生相提並論，但是，我們研究李賀，研讀李賀的詩歌，不也可以從表現方法上找到魯迅與李賀在文學上的一些聯係麼？更有甚者，我們在吸取李賀詩歌有益的藝術養分的同時，從魯迅青年時代的為人，進而聯想到李賀，聯想到李賀的進取精神，他的勇於探索、潛心獨創的氣質，他的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我們不也可以得到某些啟迪麼？
台灣學者餘光中在他的論文《從象牙塔到白玉樓》中說得好：“真的，十一個世紀以前的李賀，在好幾方麵，都可以說是一位生得太早的現代詩人。如果他生活在20世紀的中國，則他必然也寫現代詩。他的難懂，他的超現實主義和意象主義的風格，和現代詩是呼吸於同一種氣候的。”他認為李賀“受了散文反駢詩體避律的影響，學習楚辭以降以至李白韓愈所發展的‘自由詩’，且在樂府古風之中創造出十分獨特的形式”，“李賀的嘔心之作大半能做到濃縮、堅實、明朗的程度。他很能把握物體的質感和官能的經驗，不但他的詩風晶冷鑽堅，鏗鏘作金石聲，即連他的字彙和隱喻(metaphor)也硬凝如雕塑品”。“最重要的一點，是李賀詩中那種伸手可觸的突出紙麵的意象。”（《文星》1964年2月21日）。
毫無疑問，李賀在詩歌領域的勞績是傑出的，他的藝術才華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卓爾不群的。研讀李賀及其作品，無論對我們的文學藝術創作者，還是對我們從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其他的讀者，都是很有益處的。但是，李賀這樣一個早逝的青年詩人，畢竟會受到自身閱曆與經驗的局限，他同封建社會的其他傑出詩人一樣，也不能不受到階級的、曆史的局限。我們在充分估價李賀的傑出成就的同時，也應當指出，他的詩歌在內容上有庸俗的、不健康的成分；在藝術表現上存在一些明顯的瑕疵。例如，有的詩，空虛、感傷的情緒過重；有些詩句過於雕琢，以致辭意晦澀，正如魯迅先生指出的，“往往做到別人看不懂”（《門外文談》）。這些，無疑是李賀詩中的泥沙，不應該放在“繼承”之內，而應當加以剔除。不過，從李賀全部詩歌來看，上述缺點畢竟隻是大醇中的小疵，它遠不足以影響我們對李賀傑出才華和卓越成就做出肯定的評價。
講到早夭的詩人李賀，人們可能會想到初唐另一個夭折了的天才王勃。二十七歲溺海的王勃，十九歲就以他的《滕王閣序》一鳴成名；二十七歲病逝的李賀，則在十八歲時，以他的《雁門太守行》受到韓愈的獎掖，並因此“聲華籍甚”。他們的創作，同樣奇幻動人，為後人所爭傳；他們的年壽不長，卻同樣有光陰難再的感傷，有位卑不遇的牢騷。李賀與王勃一樣，都是唐代傑出的青年詩人。他們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在文學史上也是少有的現象。不過，王勃在初唐，李賀則在中唐，兩人的專攻和成就也有所區別。王勃的詩清新質樸，開有唐以來一代風氣之先，但他的詩，數量較少，主要成就還是文①(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詩選》雲：王勃的詩“數量較少，不像文那樣充分表現出他的精神麵貌。的確，文是他創作裏的主要部分。當時‘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齊名，可能原指他們的文而言，後人評詩也借用‘四傑’這個稱號來統括他們”。)。李賀則不同，他是專以詩歌成就在文學史上占有自己獨立地位的。雖然他的早夭，使得他在思想上、藝術上都還沒有可能完全成熟，有些作品，也還雜有泥沙，但主流是好的。特別是集中不少的佳作，意新語麗，自備一格，堪稱我國古典詩歌寶庫裏的明珠。
李賀的生平
李賀，字長吉，公元七九○年（唐德宗貞元六年）出生於河南宜陽縣的昌穀（唐時屬福昌），隻活了二十七歲。他才能出眾，卻懷才不遇，處境淒涼，短暫的生活道路十分坎坷。不過，這種坎坷的道路，反過來又磨礪了他的意誌，使他傾注心血從事詩歌創作，把滿腔的憤激之情，熔鑄在淒清、浪漫的詩篇之中。因此，了解李賀的生平遭遇，對於我們研究李賀詩歌的內容、藝術特色及其形成這些特色的原因，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唐宗室的後裔
李賀出生在昌穀，但他的祖籍卻在隴西。他和隴西的李氏有著血親關係。這一點，李賀在自己的詩歌中多次提及。例如，他在潞州寫的《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中說：“隴西長吉摧頹客。”還有《仁和裏雜敘皇甫湜》中也說：“宗人貸宅荒厥垣”、“宗孫不調為誰憐”。這些自我表白，雖有自誇世係的動機，迎合了當時以郡望表示姓氏所出的習俗，但也不無根據。新、舊唐書都確認這一點。《太平廣記》也有此種記述。李賀在《金銅仙人辭漢歌》的自序中更直言自己為“唐諸王孫”。他死後，墳墓也遷葬在隴西（地在今甘肅隴西縣城南十裏袁家灣，俗稱“學士墳”）。應該說，李賀為唐諸王孫，他的祖籍在隴西，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在於：李賀既是宗室之後，究竟屬哪一個世係？兩唐書均說李賀是“唐宗室鄭王之後”，但唐代封鄭王的卻有兩人：一個是李亮，一個是李元懿。李亮是唐高祖李淵的叔父，隋代曾做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市）刺史，高祖武德初年晉封為鄭王。李元懿，是李淵的第十三子，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才改封鄭王。李賀的研究者一般認為他出於李亮這一世係。因為《新唐書》稱“鄭王元懿”，也稱之為“惠鄭王”（元懿的諡號）。唐代人稱元懿的後代為“小鄭王後”或“惠鄭王後”。這實際上將其與李亮區別開來了。在宗室世係表中，李亮被稱為大鄭王。《舊唐書》雖然把李亮與李元懿同稱為“鄭王”，但對大鄭王的後代，追敘世係時，隻到李亮的兒子淮安王神通為止，不追到李亮（見《李嵩李國貞傳》）；而對小鄭王的後代，則一直追到李元懿（見《李勉傳》、《李宗閔傳》）。可見，《舊唐書》對大、小鄭王也是有所區別的。近人王禮錫認為，“說鄭王，便是大鄭王，如說《漢書》，便是前漢書”。田北湖還說，大鄭王李亮的子孫多留東都。這一說法當然缺乏證據，但有一定的道理。武則天執政後曾大量殺戮高祖的子孫，留東都或許就與此有關。李賀在《自昌穀到洛後門》中說“解馬投舊鄰”，可知他家早年住在洛陽（即東都）。再者，李賀既為宗室裔孫，卻又享受不到王孫的特權，甚至遭到惡勢力迫害，一方麵固然與世遠名微有關；另一方麵也許是因其遠祖李亮並非嫡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