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麼時候開始寫雜文，連自己也說不清楚了，但是有意識地用雜文作為武器來和反動勢力和社會上的醜惡現象作鬥爭，則可以肯定，是在《申報·自由談》上讀了魯迅先生的雜文之後才開始的。愛讀，覺得這種文體作用很大，於是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當時我在電影界工作，鬥爭也很尖銳，於是就不計成敗，一篇一篇地寫下去了。先是學魯迅，後來是學聶紺弩，紺弩的“魯迅筆法”幾乎可以亂真，至今我案頭還擺著一本他的雜文集。
從抗戰到全國解放，我一直在做新聞記者，寫政論，也寫雜文。我試驗過用雜文形式寫社論，有時效果也不壞。在解放前當過記者的人似乎都有一種類似的經曆，就是這類文章寫多了，會“上癮”，一天不寫就像少做了一件事。為什麼會上癮？其味就在於有話就講，有氣就出，晚上寫，天亮見報，也就是顧慮少，見效快。回想起來，我寫這類文章有兩個時期寫得最多，也最痛快，一是1945年到1946年，主題是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打內戰，搞“劫收”，用流氓手段反蘇反共；另一個時期是1948年淮海戰役前後，主題是揭露垮台前夕的蔣家王朝的內外矛盾，如美蔣主仆之間的互嘲互怨，小朝廷各派之間的鉤心鬥爭，以及發金元券，“太子打虎”之類。這一段時期的新聞富於喜劇性，所以我就嬉笑怒罵，寫得十分痛快。在當時，我們要嘲、諷、罵的對象是拿槍的和不拿槍的敵人，相互關係是敵我矛盾，所以這些文章現在看看也還覺得可以，可是這之後，情況就不同了，盡管當時也還有抗美援朝的戰爭，但是擺在我們麵前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等方麵的問題，卻十之八九都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了。對不同的對象，要有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感情，乃至不同的文風。但是，對於上了癮，成了習慣的人，這是很難一下子就改得過來的。解放後，我也寫過一些雜文，這之間就不免引起問題，出過毛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50年代發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的《廢名論存疑》。為了這件事，我擱筆了一個時期。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周恩來同誌兩次召開了文藝界座談會，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強調了藝術規律和藝術民主，也正在這個時候，鄧拓同誌的《燕山夜話》和吳晗、沫沙、鄧拓同誌的《三家村劄記》，大受讀者歡迎，於是，當《人民日報》當時負責文藝版的陳笑雨同誌想要在副刊上開辟一個雜文專欄的時候，我就“老病複發”，不僅“欣然同意”參加，而且還推薦了唐、沫沙、孟超等同誌合作。二十年後，我還清楚地記得，當袁鷹同誌問我還有什麼人可以邀約的時候，我歎了一口氣說：“可惜紺弩不在。”為什麼我這樣積極？原因很多，首先當然是自己的積習難改，其次是那時正在三年冒進時候之後，在新聞界，“畝產稻穀十萬斤”之類的“假大空”（這是蘇聯“客裏空”的翻版和發展）盛行，文藝界則把寫作題材限得很死很死，也許有人還會記得，豐子愷在上海寫了一篇散文《貓》，就受到了批判，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人民日報》給我看的辦這個專欄的一份書麵方針。其內容是：“希望這個專欄在配合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方麵，在表彰先進、匡正時弊，活躍思想、增加知識方麵，起更大的作用。”我讚成這個方針，特別是對“匡正時弊”、“增加知識”這兩點，認為十分必要。“時弊”，即“當時之弊”，指的主要是假大空、順杆爬、黨八股之類，而其實，“古已有之”的弊，如封建迷信等等，實在也不少。
至於“知識”，說老實話，由於在1954年我在一次青年作家學習會上講了一通“知識就是力量”，不久就在1957、1959兩年一再受到批評，而又沒有把我“批倒”、“批服”。加上經過了1958、1959兩年刮共產風的教訓，使我更加認識到愚昧不僅是生產之敵、文明之敵，而且是民主之敵，所以我不察世風，不自量力，就積極主動地又想用雜文這一武器，來為匡正時弊、增加知識方麵做一點工作。結果呢，有點理性和常識的人誰也不會料到，這個專欄（“長短錄”）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店”，連由於我的推薦而寫了幾篇文章的人也受到了株連。談到雜文，就不免引起這些回憶。當然，往者已矣，十年浩劫，特別是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之後，可以欣然地說。像這樣的事，今後不會再出現了，我這樣想，我也對人這樣說：但是，習慣勢力是可怕的，纏過足的人放了腳，走起路來和天足的人總是有差別的。近年來文藝刊物多了，我看到的雜文也還不少，可是恕我再一次直言，近年來的雜文（包括政論、時評、今日談等）的氣勢，似乎（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比以前差一點了。
人們不是一直把雜文比做投槍和匕首麼，投槍和匕首總是有鋒芒的，四平八穩，左顧右盼，鈍刀割肉，溫文爾雅，都不是雜文的本色。黨的十二大不是要求我們能在五年內做到經濟財政、社會風氣、黨風的三個根本好轉麼？對此，雜文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林放同誌在上海《新民晚報》寫的《江東子弟今猶在》、《臨表涕泣》，短短的幾百字，不是在社會上起了很大作用麼？
文藝複興，雜文複興，我認為首先是要學魯迅。
“老爺”說的準沒錯
葉聖陶
《十五貫》裏的婁阿鼠說：“老爺說是通奸謀殺，自然是通奸謀殺的了。”這當然表現婁阿鼠作惡心虛，謀脫幹係，可是這句話的格式可以研究一下。因為這個格式代表一種思想方法。
老爺說的話準沒有錯兒。為什麼準沒有錯兒？就因為說話的是老爺。不妨聽一聽，老爺是怎麼樣，自然是怎麼樣了，他的語氣多麼斬釘截鐵。婁阿鼠的思想方法的全部精華就是這樣。
豈但婁阿鼠呢？從前有許多人用“先聖有言”發端，或者用“孔子曰”“孟子曰”開場，把大前提擺出來，然後立論下判斷。近幾十年來，“先聖有言”和“孔子曰”“孟子曰”幾乎絕跡了。可是大前提的前邊往往是“某某說”或者“某某指示我們”，可見餘風未衰。這些大前提為什麼能做大前提，照例用不著證明，這裏頭隱隱含著這麼個意思———是某某說的話就有資格做大前提。這就差不多跟婁阿鼠一鼻孔出氣了。婁阿鼠不是相信老爺說的話準沒有錯兒嗎？所以婁阿鼠的思想方法可以做代表。
早些年有個名兒叫“偶像崇拜”，今年有個新鮮名兒叫“個人崇拜”，兩個名兒二而一，都指的這一種思想方法。
被用作大前提的先聖，孔子、孟子以及這個某某，那個某某的話也許全沒有錯兒，從這些大前提推出來的結論也許全有道理，也許對實際工作確有好處，可是這樣的思想方法總難叫人信服，因為它隻認某某而不辨道理，因為它無條件地肯定某某的話必有道理。無條件地肯定某某的話必有道理，這是無論如何不會約定俗成的。
擺脫這樣的思想方法，該是改進文風的辦法之一。
我與雜文
聶紺弩
我30年代初開始寫雜文。其實，20年代後期就已寫過些無類可歸、隻好歸之為雜文的東西。我的寫雜文，是受了魯迅的影響。我認為，從“左聯”時期起，凡是寫雜文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受魯迅的影響。
寫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當時寫雜文的目的是很明確的：將它當作匕首和投槍來使用。正如魯迅所說，“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和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雖然做不到魯迅雜文那樣的可以作“詩史”看，多少也可以從所寫的篇章中辨認出一點時代的麵影。“左聯”時期我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掌握著那麼一個陣地，遇到缺稿，就自己填上一篇，寫著寫著，就逐漸順手起來。我雖然也寫過小說，寫過評論，寫過些短的新體詩，可是朋友和讀者大抵隻重視我的雜文。好吧，雜文就雜文，此後我就以寫雜文為主了。
從抗日戰爭期間在桂林編《野草》到建國前在香港的一段時間，大概可以稱為我雜文創作的旺盛期。前些年聽一位朋友說，在十年動亂，知識分子下“牛棚”的時期，有一位當過新聞記者的作家，經常記錄下“棚友”的言談作為材料彙報，說得準確些，就叫做告密。當被人發現遭到指責時，他就說這是因為新聞記者當慣了，不免“技癢”雲雲。這自然是遁詞。
然而，我倒是挺相信“技癢”之說的。國民黨統治時期親曆目擊各種令人氣憤、令人鄙夷的怪人怪事，我確實不免“技癢”，便用雜文來揭露和誅伐，也兼帶聊息胸中之憤的意思，想來也和魯迅所主張的戰鬥目的沒有違背。
常言道，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雜文寫多了，人也便有點雜文性格。近十一二年來，我偶爾寫寫舊詩，也寫點古代小說評論，不少人都說我的舊詩和評論也有雜文氣，看來是有那麼一點意思的。好吧，雜文氣就雜文氣，自覺這樣比無病呻吟、吟風弄月和高頭講章式的議論，總算要言之有物些，特別是易於顯示作者的個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