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華
萬裏兄關於小說作法或讀法的係列文章，我曾追蹤式地讀過。我的意思是，批評家、作家和編輯對小說理解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萬裏作為資深小說編輯，有許多關於小說的體會，那麼他將怎樣表達呢？有時會上見麵或私下裏喝酒，也經常談到他寫的這些文章。任何事情都怕堅持，話又說回來，幾年下來萬裏竟然寫了30餘篇。現在彙集成書囑我寫序，也不是我多麼高明，原因就在於我曾經關注過，僅此而已。
書名有意思。出版這本書的人可能怕我把書名念歪了——“小說、法”，他在說法之間停頓了下說，“往大了說，小說有法沒有？當然有；還有作者叫‘小說法’”，他又在小說之間停頓了下說，“就是作者謙虛，不把自己的說法當回事兒，說自己說的是一個小的說法。你說行嗎？”我說當然行了。怎麼念都行。這裏當然透著出版者的詭辯暫且按下不表。單說這個“小說法”，這是對的。小說過去四部不列，經史子集沒有說部，這個文體一下子就矮了半截。不讀詩無以言，沒有說不讀小說無以言的。小說是和逸聞、瑣事之類的閑話稗史放在一起被看待和議論的。小說成了氣候登得大雅之堂，是梁啟超1902年《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發表之後的事。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原因是什麼呢：“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說白了就是小說淺顯易懂寓教於樂。於是西洋的小說理論文學理論汪洋恣肆一股腦進了國門，取代了過去傳統的文章之學。那不朽之盛事經國之大業的說法完全安到文學乃至小說上去，也不能說是完全的誤讀。如果是這樣的話——這還是“小說法”嗎？
那“小說法”可就大了。圓明園有大水法、香山寺有法鬆。隻要和法有關，那就是立了規矩——家族宗法，就是一個民族的活法。那給小說立法呢？當然也是大事。過去的文章有作法，比如起承轉合、比如駢四儷六、比如鳳頭豬肚豹尾、比如八股等。小說也確實有作法，盡管魯迅“從不相信”。比如布斯的《小說修辭學》以及各種小說作法的書。包括作家談創作、各種小說選本、“諾獎”、“魯獎”等，都是小說作法的另一種表達。萬裏的這本《小說法》略有不同的是，作為一位職業的小說編輯，他說的是感同身受的事情，這裏沒有說教，沒有一定之規，沒有別無二法的鐵律。他講的是“現場”、“極致”、“人生的慨歎”、“虛幻的力量”，講“瞬間”的心靈悸動與小說的關係，講家園的“堅守”，講一個外地人如何吹響了城市的“葫蘆絲”，如此等等。因此，這部《小說法》也同時是對涉及的小說的具體評論。本書的優秀之處就在於作者講的都有具體的小說，不是一般的、虛空的、放之四海皆準又不著邊際的理論空轉，更不是那種洋洋灑灑天馬行空的無效批評。因此，這部同一主題的文集就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