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詩歌，指的是以後的詩歌。它是“五四”新詩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五四”新詩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研究方便，以為標誌來劃分詩歌。新舊中國的概念，是政體改變的概念，並不就是詩歌時代的概念。但是，產生的這場政體改變既然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既然如此深刻而全麵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就不能不帶給詩歌以劃時代的意義。
新時代使新詩產生了新變化，這些變化使新詩開始了與過去的階段既有聯係又是獨自成立的新階段。這種新變化的基本點首先是在詩歌與現實關係的改善上，“五四”新詩運動的根本起因是，人們已經感到舊體詩詞已經不能適應時代和生活的發展，它不能很好地表達人們在新生活中萌生的思想情感。變革的基本動因在於，在新的時代裏詩需要尋求對於現實生活的更為合理的和密切的聯係。
這種尋求，最初在文學麵向社會、麵向人生的主張上得到了滿足。後來，在以中國詩歌會為代表的詩歌走向現實的鬥爭中得到了發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不僅完善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切近生活的努力，而且直接地為當代中國詩歌奠定了基礎。“講話”是當代詩歌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設計師”。它以兩部典型的詩集塑造了當代詩歌的最初形象，這就是作為史詩性的頌歌《王貴與李香香》與作為對於不合理的生活進行幹預的戰歌《馬凡陀的山歌》。二者的相加，便是新時代的最進步的詩歌觀念。這種觀念，後來被明確定義為詩歌要為政治服務。在這樣的觀念下，詩歌不再是於社會人生可有可無的擺設，而是成為了變革和推進生活的及時而有力的工具，人們不再以單純的享樂和審美的目光看詩歌，而是以非常實際的社會功利主義的目光看詩歌。詩歌的形象有了根本的改變：詩歌進入了生活的每一個重要的環節。它不僅成為政治旋渦中的最活躍的浪花，而且的確已成為整部“革命機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當代詩歌是在表現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直接號召下誕生和發展的。詩歌尋求自己的直接領地，那就是人們的感情世界。在新的時代裏，詩歌表現新的感情，而且實踐著新的抒發感情的方式。作為詩歌為政治服務的最直接的、也是最豐碩的成果，抒情詩高度地政治化了。隨之而來的，是政治抒情詩這一詩歌體式的出現和日趨完善，它是一種抒發並不屬於詩人自己的，直接為政治的利益和目標所激發的詩。它成為了一種最主要的詩歌體式（不是統一的，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樣式的綜合的體式）。政治抒情詩過去有過，但不曾成為如此重要的形式。政治抒情詩從出現到繁榮發展，是當代詩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
隨著長期戰亂的結束，加上全麵開始的經濟建設，為當代詩歌提供了極為寬廣和豐富的題材領域。詩歌的觸角伸向了過去未曾或是很少表現的範圍，例如廣闊範圍內開始的新生活的前景，工業建設和邊疆地區的風土人情的表現，開拓邊疆的軍旅的豐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民眾結束奴隸地位爭取新的生活權利的史詩性的場麵（這些場麵是戰爭結束之後，生活開始安定的時刻，方才有可能較為從容地加以再現）。以前未曾有過的動人景象以及由此而生的喜悅和感激之情，決定了詩人要采取頌歌的方式創作，無數的頌歌題材湧向目不暇接的詩人，這就造成了歌頌新生活的熱潮。歌頌的主題和歌頌的方式都有了深刻的發展。中國新詩史的頌歌時代於是形成了。它從另一側麵，展現了當代詩歌的獨特形象。
盡管當代詩歌經曆了長期的挫折，但它始終沿著歌頌社會生活的方向發展，而且始終試著實踐並不斷摸索著現實主義的道路。它無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對這種成就的概括的描寫應當是：詩歌探索與現實生活的更為密切地結合的目的已經達到，它創造了一種與現行社會製度、時代氣氛、生活實際基本上協調的詩歌形態。經過反複的試驗和調整，它們彼此適應了，而且建立了某種穩定的反映與被反映的關係，不管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這種自覺不自覺的互相適應的詩歌與生活的關係並沒有消失。
新的時代給新詩帶來了新的矛盾，也正是這矛盾給當代詩歌帶來了不同從前的若幹基本特征。這些特征並不全是成就的說明，也許竟是弊端的症結。總之，它們是值得探索的主題，討論當代詩歌的發展，如下三個問題是難以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