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向前作為教授身在學院又並不進行“學院式”的批評，多少有點兒尷尬的意味。按照法國批評家阿爾貝.蒂博代在《六說文學批評》（三聯書店1989年版）中的分類，最適合向前的當是“大學教授的批評”，即“以過去的文學為對象的文學研究”，而他卻恰恰在從事著“即時的批評”，即類似“報刊文學記者的批評”，這種分類是否科學姑且不論，傳統意義上對所謂“學校理論功底”的看重，在原則上還是不錯的。朱向前畢竟是在一種“先天不足”的情勢下步入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的，他的更多的優勢恰恰表現在較好地“揚長避短”上，但“短”還是客觀存在的。譬如係統的文學史特別是對於古代和世界軍事文學、戰爭文學史的研究和積累方麵，還是向前的“弱項”。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種感悟性的批評也有局限性，它的長處是切近創作……而它的短處，尤其表現在我這種比較缺乏理論功底的人身上就更為明顯，思維空間不夠開展，參照係數比較局促，容易停留在印象和感悟的層次上就事論事，難以把具體的作家作品置於更為宏闊和悠遠的哲學、美學、或曆史的文化背景上進行考察，作出理論的升華與提煉。”（《黑與白》第34頁）應該說，這種清醒的自省是可貴的，更可貴的是，他在諸如《我為什麼反對“下海”》等新近的文章中已經有了比較明顯的進步。特別需要提及的是，近年來他先後完成了對於中國當代軍旅詩史和軍旅小說史的學術課題，比較係統地對建國以來的軍旅詩和軍旅小說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其中有些觀點是大膽而富於創見的。表明了一種學術修養的彌補和理論素質的提高。
向前的文學批評，宏觀性的概括和論述大多是建立在對創作態勢的了解之上，而麵對作家作品的評論有時難免受個人創作趣味的限製，表現為某種程度的偏狹。同時，作為軍藝文學係的師長和文壇中人，諸如“應酬之作”的累負是可以想見的，這一點諸位同行都有切膚之痛，不難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向前以其《小說“寫意”初探》的評論處女作而先聲奪人，可謂“少年得誌”，“出手不凡”。以文學史而論，以處女作為代表作，後來竟無以逾越的先例並不少見。當然，就向前而論還不存在這個問題、似在類似的理論學術性較強的選題上再下功夫繼續鑽研的力作確實所見不多，但願此點不要成為向前自己“巨大的遺憾”。僅就軍事文學的理論鑽研而論，獨出心裁的精彩見解固然不少，但多次“重複”自己的論點乃至表述的地方也不少見。盡管在商業社會裏，自我推銷是一種自信心的表現，並無可指責，但多次重複多多少少也表明了理論上的不夠豐富和博大。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指出向前在理論準備上的欠缺，並不意味對他批評實績的否定。恰恰相反，正因為“先天不足”的客觀限製，才更顯示出他在批評事業上成就的來之不易。當然文學是活生生的，隨時都有誕生與消亡的文學，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未經時間淘汰的文學，是被談論最快最多卻又往往“速朽”的文學，是流動、變化、無序的文學。評價那些注定要成為“過眼煙雲”的作品，討論那些注定要被遺忘的話題，研究那些與“永恒”背道而馳的“短暫”的課題，正是當代文學批評“命定的悲劇”，即使是那些已經定論為大師的批評家們也難逃此劫。批評深度的追求，往往會因為時過境遷，對象被確定為無價值而落空。因此，我更看重的是批評過程本身，麵對尚無定論的當代文學，敏銳的反應，犀利的思想，獨特的見解，飛揚的文采，飄逸的靈氣……往往是批評家更可貴的品格。這與“博學”、“深奧”、“深刻”如能比翼齊飛當然更好，如果暫時還做不到，也無可愧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