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閃電絕不會兩次都擊中同一個地方。錯！雖然人們是這麼說來著，但事實絕非如此。
由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資助的一些科學家發現，雲地閃電擊中的主要就是地麵上那麼一兩個地方，每個地方被擊中的概率比人們想象的要高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但人們其實是想說，閃電絕不會在不同時刻擊中同一個地方。不過這種說法也不對。雖然人被閃電擊中的概率是三千分之一，可是弗吉尼亞州一個叫羅伊·克利夫蘭·沙利文的公園管理員就在1942年到1977年間被閃電擊中了七次，而他每次都活了下來。但是在七十一歲的時候，他卻朝自己肚子開了一槍，了結了此生，據說這是因為他陷入了一場單相思。如果人們不用閃電作比喻，而是直截了當，那就會這麼說：概率極小的事不會在一個人身上發生兩次。這麼說還是不對。如果羅伊確實是因為單相思自殺的，那他就應該比任何人都明白，心碎這種典型的傷心事，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是極小極小的。我今天想要講述的故事就是：發生在我身上的兩個小概率事件中的第一個。
都柏林的12月天寒地凍，半夜11點，我不知置身何處。這不是指我的心理狀態，不過這麼說也行；因為我確實沒來過這地方。冰冷的風在那些廢棄的房屋間呼嘯，在破損的窗戶和隨風擺動的腳手架的映襯下，整個氣氛顯得詭異神秘。由於還沒裝上窗戶，牆上就留了些黑漆漆的洞，未完工的路麵盡是些嚇人的坑洞和翻起來的石板，陽台和出口處雜亂地堆放著管子，一些線纜不知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這一頭也沒接上，這裏簡直就是上演一出悲劇的絕好地點。用不著侵肌寒風，光是這樣的環境，就足以讓我顫抖不已了。這些房子本應住滿了人——他們此時應該已關了燈，拉下窗簾，安然入睡——可現在它們卻毫無生機。當初，南都柏林郡的地產商高價賣掉了這些房子，虛情假意地向業主們許諾下奢華的生活，結果卻連消防設施都未安裝，業主們的生命隨時都會受到威脅，所以人們隻能從這裏搬了出去。
我本不應該到這兒來的。這有非法入侵之嫌，不過我應該擔心的倒不是這個，而是這樣做的危險性。對於普通人來講，這樣做會招人討厭的，我本應轉身，沿原路返回。雖然我對這些心知肚明，但仍然硬著頭皮走了進去。
45分鍾後，我回到了外邊，按照999接線員的指示，哆哆嗦嗦地等著警察。我遠遠地就看到救護車的車燈，後麵跟著一輛不起眼的警車。馬奎爾警探從車裏跳了出來，胡子拉碴，頭發蓬亂，說不上憔悴，但麵容冷峻。從看到他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這是個難纏的人——好像心裏始終憋著一股火兒，隨時準備跳起來教訓人。雖然總體來講，他看起來像是個酷酷的搖滾樂隊成員，但實際卻是一個四十七歲的當班警探。一想到這兒，他那時髦的範兒就變得對我毫無吸引力了，不過，他的外表倒是能顯出這件事的嚴重性。在把他們帶到西蒙住的地方之後，我又回到外邊，等著向他們講述剛才發生的事。
我告訴馬奎爾警探，我在房子裏遇到了三十六歲的西蒙·康威。當時，基於安全方麵的考慮，他和其他五十個住戶都從住宅樓裏被疏散了出來。西蒙說得最多的是自己缺錢，又要給這個不允許他住進去的公寓付貸款，地方法院還可能會判決不再為他支付替代住房，而且自己還剛失業。我把我和西蒙的談話內容告訴了馬奎爾警探，但由於已經記不清當時具體說了些什麼，於是就不停地在覺得說了什麼和實際上說了什麼之間來回變換說辭。
是這樣的，我當時碰到西蒙·康威時，他正拿著一把槍。雖然在他被遺棄的家中碰到我讓他吃驚，但在這兒碰到他，我更吃驚。他以為我是警察派過來跟他談話的，我給他說自己跟警察沒關係。我想給他留下這樣的印象，就是我的很多朋友就在隔壁。當時，他一邊說著話，一邊揮舞著那把黑色的槍。我費了好大勁才不做出躲閃的動作，還強壓著自己想逃離這間屋子的衝動。雖然內心驚慌，但我試著安撫他，讓他放下槍。我們談了他的孩子，我盡力讓他看到黑暗生活中的一絲曙光，還說服西蒙把槍放到廚房的洗手台上，然後我就報了警。當我掛掉電話後，發生了一些事。我說的話——雖然沒說錯，但我現在意識到我當時不應該說的——導致了一些事。
西蒙看著我，我知道他其實並沒有在看我。他的臉色忽然變了。我警覺起來，但在我有機會說或做任何事之前，他拿起槍，對準了自己的頭。槍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