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前你會感到暖烘烘的，放進口袋裏的栗子也是熱乎乎的。醫院非常古老，也非常漂亮，你經過一扇大門進到裏麵，穿過一個院子，再從另一側的大門出去。葬禮通常都從那個院子開始。醫院對麵就是那座新擴建的磚結構房屋。我們每天下午都在那裏碰麵，見麵時大家坐在那些將使我們大為好轉的理療機上，很有禮貌地詢問著別人的病情。
醫生來到我坐著的理療機旁，問道：“戰前你最喜歡做什麼？你搞過什麼體育運動嗎？”
我說：“搞過，踢足球。”
“很好，”他說，“你會重新踢球的，會踢得比過去還要好。”
我的膝關節無法彎曲，膝蓋和腳踝之間被削掉了，沒有小腿肚，理療機能讓膝關節彎曲，讓它像蹬三輪車那樣運動。但眼下我的膝關節還彎不了，每到該彎曲的地方機器都要卡一下。醫生說：“會過去的。你是一個幸運的年輕人。你會像一個冠軍那樣重新踢球的。”
隔壁理療機上坐著一個少校，他的一隻手隻有嬰兒的手那麼大。醫生檢查他手的當口，他衝我眨了眨眼，那隻手夾在兩條皮帶之間，通過皮帶的上下跳動來拍打其僵硬的手指，他說：“我也可以踢球嗎，醫生大人？”他曾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擊劍手，是戰前意大利最優秀的一位。
醫生去後麵的辦公室拿來一張照片，上麵有一隻萎縮到和少校的手一樣小的手，那是在使用理療機之前，使用之後的手稍微大了一點。上校用他的好手拿著那張照片，認真地看著。“槍傷？”他問道。
“工傷事故。”醫生說。
“很有趣，非常有趣。”上校說完把照片還給醫生。
“你有信心嗎？”
“沒有。”上校說。
三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夥子每天來這裏。他們都來自米蘭，一個想當律師，一個想當畫家，另一個本來就想當兵。理療結束後，我們有時一起走著去緊鄰斯卡拉[1]的科瓦咖啡廳。因為四個人一起走，我們總選那條穿過共產黨人聚集區的近路。那裏的人因為我們是軍官而憎恨我們，我們經過時，酒店裏會有人大喊一聲：“Abassog liufficiali！”[2]有時還有另一個小夥子和我們一起走，這讓同行的人數增加到五人。他的鼻子沒有了，臉部正在整形，所以他總在臉上圍一條黑絲手帕。他從軍事學院出來後就去了前線，第一次上前線不到一小時就受了傷。他們在給他的臉部整形，但他來自一個非常古老的家族，不管他們怎麼整，都無法把他的鼻子恢複到原來的樣子。他後來去了南美洲的一家銀行工作。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當時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以後會怎樣，我們隻知道總會有戰爭，但我們再也不用去打仗了。
除了那個臉上圍著黑絲手帕的小夥子，我們大家得到的勳章都一樣，他上前線的時間太短，所以什麼勳章都沒有得到。那個臉色蒼白，想成為律師的高個子曾是阿蒂提[3]的一名中尉，他有三枚那種我們隻得過一次的勳章。他和死神打了太久的交道，所以有點漠然，其實我們大家或多或少都有點漠然，除了每天下午在醫院裏碰麵，並沒有其他東西把我們捆在一起。然而，每當我們在黑暗中經過鎮上那個糟糕地段去科瓦，聽著亮著燈的小酒店裏傳出的歌聲，有時候人行道上站滿了男男女女，我們不得不走到路中間，推開別人往前走，我們會因相似的經曆和遭遇團結在一起，這是那些不喜歡我們的人無法理解的。
我們都很熟悉科瓦，那裏總顯得富麗、溫暖，燈光不是太亮，每天的某個時刻裏，裏麵總是人聲嘈雜，煙霧繚繞。
桌旁總坐著姑娘，牆上的架子上放著畫報。科瓦的姑娘們非常愛國，我發現意大利最愛國的人就是那些咖啡廳女郎———我相信她們現在仍然很愛她們的國家。
剛開始的時候，小夥子們說到我的勳章時，口氣還是蠻客氣的，問我是怎樣獲得的。我給他們看了獎狀，上麵寫滿了諸如“fratellanza”和“abnegazione”[4]之類的華麗詞藻，但如果去掉那些形容詞，它其實是說我因為是美國人而獲得了這枚勳章。這之後他們對我的態度發生了一點變化，雖然麵對外人時我仍然是他們的朋友。自從他們看了獎狀後，我雖然還算是朋友，但已不再是他們中的一員了，因為我的勳章和他們的來路不一樣，他們做了和我完全不同的事情才得到這些勳章的。我受了傷，那是事實，但大家都知道受傷隻能算是一種意外。不過我從未覺得自己受之有愧，有些時候，在下午雞尾酒時間之後，我會想象自己正做著讓他們獲得這些勳章的事情，但在晚上回家的路上，隻身穿過空曠的街道，冷風撲麵，店鋪都關門了，我盡量走在有路燈的地方，心裏知道自己絕對做不出那些事情，我很怕死，經常晚上一人躺在床上，擔心自己會死，想著自己重上前線時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