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孟浩然（689—740），許多人首先想起的是他著名的五言絕句《春曉》（按，題應作《春晚絕句》）：“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的確，這首描繪了一幅春意盎然、落英繽紛的圖畫的小詩，幾乎我們呀呀學語時便牢牢地定格在了記憶中，成為我們許多人啟蒙教育中接受的第一首詩。因而，對於這位寫出了伴隨我們許多人成長的詩歌的詩人，我們沒有理由不進入他的詩世界，在對他作進一步了解的同時，繼續從他的詩中汲取更多的精神營養——這其實也是我們評解孟浩然詩的目的所在。既然如此，還請先允許我們對孟浩然其人其詩作一概括的介紹，作為前言，弁於其首，權當是我們立足自己的理解為讀者所描繪的孟浩然的畫像吧！
如果以最簡練的語言、用一句話來描述孟浩然的話，這句話我們覺得可以這樣說：孟浩然是盛唐前期在襄陽地域文化影響下，具有鮮明“名士情結”的山水田園詩人。這句話中，我們需要把握四個關鍵詞：“盛唐前期”、“襄陽地域文化”、“名士情結”、“山水田園詩人”。
先說“盛唐前期”。我們強調這個時期，主要是想說明孟浩然在詩史中的地位。眾所周知，初盛唐之際，唐代社會已漸趨於開元、天寶盛世，社會經濟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詩歌創作也在經過了初唐近百年的準備之後，而迎來了詩國高潮的曙光，逐步從初唐以應製奉和為主要形式而擴大到注重佇興而為、感興而發，逐步從過去以台閣、宮掖為中心而轉移向了廣大的江山塞漠與市井裏巷。而另一方麵，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王維、王昌齡、李頎等，或剛剛登上詩壇，或尚未登上詩壇。在此之際，孟浩然文不按古，佇興而作，繼初唐四傑之後，借助於山川自然的新鮮空氣，洗刷宮廷詩軟媚、諛頌之習，成為盛唐初期詩壇的清道者，為盛唐山水田園詩派與盛唐詩歌高潮的來臨準備了條件。誠如李浩同誌所指出的，孟浩然“在山水田園中傲然翹出一段春枝，彈奏出山水清音的第一組旋律，最早透露出盛唐氣象鬱然勃發的消息，具有開風氣之先的偉績”。詩歌在由初唐到盛唐的轉變中，孟浩然是作出了很大貢獻的。對此，李白、杜甫、王維等盛唐代表性的詩人都曾給予過高度的評價，尤其是杜甫“賦詩何必多，往往淩鮑謝”（《遣興五首》之五）、“複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解悶十二首》之六）之評，更是從詩史的高度肯定其曆史地位。應該說，這種評價都是以他們所受到的孟浩然詩藝之沾溉為前提的；至於蘇軾所說的孟浩然“韻高而才短”，並不能否定孟浩然在詩壇的曆史地位。
再說“襄陽地域文化”。襄陽人傑地靈，是一個頗為造化所鍾、甚得山川之形勝的地方；正因如此，曆史上襄陽名士輩出，並形成濃鬱的隱逸文化傳統，從漢陰丈人到龐德公，從三國時的諸葛亮，再到晉代的習鑿齒等等，他們構成了襄陽深厚的隱逸文化傳統。孟浩然生於斯，長於斯，自小便受到這種傳統的深刻影響，早年即隱於此，優遊於襄陽山川風物，雖然中間曾往遊兩京、吳越等地，但襄陽始終是他念之在之的地方。從他“山水觀形勝，襄陽美會稽”等大量吟詠襄陽山川形勝的詩句中，我們不難體會到他心中濃鬱的襄陽情懷。這種情懷，不是單純地對故鄉山川的熱愛，更與襄陽每一片山水所積澱下來的綿長深厚的隱逸傳統密切相關。對於孟浩然來說，襄陽既是故鄉，更是他神交古人的精神家園，他的身心深深地融入進了襄陽。正如同我們可以說詩的孟浩然與孟浩然的詩已經合二為一一樣，襄陽的孟浩然與孟浩然的襄陽也同樣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了一起。唐代詩人張祜《題孟浩然宅》所謂“襄陽屬浩然”，可謂一語道盡此意。現代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先生對於孟浩然隱於襄陽，曾以詩意的筆觸指出：“孟浩然原來是為隱居而隱居，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為著對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默契而隱居。”便揭示了孟浩然與襄陽以及襄陽先賢之間的內在的精神關係。